人亡政息的例子-人亡政息历史周期律的法宝

1.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周期律是什么？如何跳出周期律？

2.黄培炎先生所说的周期率有什么深刻含义

3.历史周期率窑洞对是什么？

4.为什么说只有永远坚持自我革命才能跳出历史周期律?

5.论述为什么说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如题 谢谢了

6.王朝更替的原因,具体分析一下

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周期律是什么？如何跳出周期律？

“历史周期律”是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权都会经历兴衰治乱，往复循环呈现出的周期性现象。极端的不公导致社会的崩溃，从而达到新的相对公平，周而复始。

对于如何跳出周期律，同志回答说：就是民主。

中国的历史周期律问题，是1945年黄炎培先生在延安向提出的问题。黄炎培先生问毛主席，中国***能不能跳出历史上"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释义：他们的兴盛很迅速，势不可挡，他们的灭亡也很迅速，突如其来）"的历史周期律。

慨然答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的这句话自信而简短的回答，似乎让我们看到了中国***人自成立以来对民主的艰难探索之路。

扩展资料：

“全面从严治党”是中国***跳出“历史周期律”的新探索。中国***充分认识到了党的自身建设对中华民族历史命运至关重要的关系。中国***能否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关键在党自身，必须全面从严治党。

跳出“历史周期”是饱经忧患的中国人民对中国***的真诚期盼，从延安时期找到的 “民主新路”，到今天习提出的“全面从严治党”，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不懈探索。

中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发挥着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坚持中国***的领导，是中华民族的命运所系，是实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关键所在。

只有坚持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才能最终跳出“历史周期律”，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开弓没有回头箭”，全面从严治党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必须通过持之以恒的努力，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治理能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才能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披荆斩棘，破浪前行。

百度百科——历史周期律

人民网——中国***新闻>>党建>>党建专题>>“赶考精神与执政党建设”主题征文>>来稿选登>>“赶考精神与执政党建设”主题征文>全面从严治党：中国***跳出“历史周期律”的新探索

黄培炎先生所说的周期率有什么深刻含义

1945年7月，将近古稀之年的黄炎培以国民参政员的身份访问延安，头一次亲眼目睹了***的施政政策和解放区的成就，大为感慨。后来他又与促膝长谈。黄炎培在肯定了边区的成就之后说：“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都没有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他希望中共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说：我们已找到了新路，这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先生所说的周期率，对人类社会政权改朝换代规律的深刻描述总结，尤其是对封建社会改朝换代的规律做了深刻总结，一针见血的指出了朝代更改、政权更迭的原因、教训，以及不易跳出这一周期率的原因。现社会已是民主共和制社会，已非封建社会，社会制度远比封建社会先进，先进的社会制度不易改变，但政权由那个政党掌握，这个政党能否长期执政，也与这个周期率有关，能否跳出这个周期率怪圈，是对现执政党的严重考验，人们在试目以待。

就党来说，如何克服腐败问题是当前自身建设的头等大事。坚定不移地清除腐败，是安定民心、建设国家的政治基础。如何遏制“一把手”腐败的高发势头，应该成为反腐败工作的重中之重。只有集中解决了“一把手”的问题，其它腐败现象就会迎刃而解。《工作规划》专门在民主和监督上作了规定。大力推进党内民主，才可能建立起真正的权力制约、监督机制，才会让人民能够监督政府，才能让政府时刻不敢松懈，才会让党员领导干部有所约束，这才是治理腐败问题的真正基础和源头，否则再多的制度、机制都没有什么用。

历史周期率窑洞对是什么？

窑洞对的主要内容就是：1945年7月1日，黄炎培等六位民主人士在中共的邀请下，为促成两党和谈，从重庆飞往延安进行考察。提出了用“民主”途径解决历代弊端的思路。

本文从历史背景、具体内容以及重要意义三个方面对“周期率”谈话展开论述,并试图揭示新民主主义民主政治蕴含的现实启示。

科学解释：

“历史周期率”，是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权都会经历兴衰治乱，往复循环呈现出的周期性现象。极端的不公导致社会的崩溃，从而达到新的相对公平，周而复始。

中国历史"治乱循环" 即中国的历史周期率问题，中国***能不能跳出历史上"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为什么说只有永远坚持自我革命才能跳出历史周期律?

为什么说只有永远坚持自我革命才能跳出历史周期律?原因如下

历史周期率是对历史上出现的治乱兴衰、往复循环现象的概括，也被称为世界政治发展史中的“哥德巴赫猜想”。继“窑洞对”之后，我们党给出了跳出历史周期律的第二个答案——自我革命。

有史以来，古今中外，无论是“一人”，“一家”，“一民族”，抑或是“一城”，“一地”，“一国家”，都鲜能逃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1945年7月，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在延安表达了希望中国***能够找出一条新路的期盼。我们党给出了跳出历史周期律的第一个答案，那就是“人民监督政府”，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历史周期律的第二个答案，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资料拓展：

明镜所以照形，往事所以知今。”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王朝更迭史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经验教训，其间“政怠宦成”、“人亡政息”、“求荣屈辱”不计其数。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也是党区别于中国历史上一切政权的显著标志。党的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所以才能避免“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的悲哀，才能跳出历史周期律的陷阱。

论述为什么说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如题 谢谢了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生命”二字，高屋建瓴地指出了人民民主对于社会主义生存发展的极端重要性，反映了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立身之本、发展之基、活力之源，是社会主义的生命线。 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立身之本。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也是社会主义与其他社会形态的本质区别之一。没有人民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早在1945年的延安，就与来访的民主人士黄炎培探讨了民主问题。黄炎培对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是略略了解了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胸有成竹地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之所以胸有成竹，因为他在《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两篇著作中，已有了以人民民主治理天下的美好展望和具体规划。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又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系统地阐述了人民民主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民主表现为人民当家作主，这也是人民民主的本质所在，体现了广大群众的政治诉求，是整个社会的民心所向，也是凝聚民心、民气的重要平台。在发展的过程中，人民民主的基础性地位越来越突出，成为社会主义的立身之本。 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发展之基。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科学发展观要求社会主义的发展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是统筹兼顾的发展。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坚持和发展人民民主。人民民主能够有效集思广益，实现科学决策，促进科学发展。人民民主有效保证和落实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各种权利，具有促进各方协商和有序博弈，妥善处理和协调各种利益关系，在全社会形成合理的利益格局的重要功能，实现社会公正和经济社会和谐发展。人民民主能够有效提升人的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以“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来界定“人的解放”，而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只有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政治条件下，才有实现的可能。 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活力之源。社会主义社会应当是朝气蓬勃、充满活力的社会。发展人民民主，能够在全党、全社会形成民主讨论的风气、积极探索的风气和求真务实的风气，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才能敞开心扉、畅所欲言，充分表达新见解、新观点、新思想，从而形成既有统一意志又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面。发展人民民主，为广大群众提供了利益表达机制、对话协调机制和政治参与机制，能够有效减少社会矛盾和摩擦，降低社会运作的成本，把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充分调动起来，把社会各方面的智慧集中起来，把社会各方面的意志凝聚起来，形成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强大合力。发展人民民主，意味着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和创造精神，能够使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创造愿望得到尊重、创造活动得到支持、创造才能得到发挥、创造成果得到肯定，能够充分激发全社会全民族的创造活力。（尹正达） (来源：人民网-理论频道)

王朝更替的原因,具体分析一下

王朝更替原因及启示

除古代中国外，全球其他地区的王朝覆灭后往往意味着人种、文化、宗教的更替，古罗马、印度、拜占庭等都是如此。但中国的王朝却仅仅意味着座天下者的不同，其它一切照旧。这使中国文明获得了使西方史家十分称奇的连续性。使中国文明连续不断的原因是很多的，有制度、文字、宗教等方面的因素。但我认为最根本的一条则是汉人很早就在东亚大陆上确立了人口、文化方面的绝对优势。没有这些优势，中国像西罗马帝国这样早早彻底覆灭不是不可以想象。

中国文明的的另一特点是具体王朝的年限较短。少的只有数十年，如秦、隋等；多也不超过三百年，如汉、唐、宋、明等。这与西罗马立国近千年，拜占庭帝国享国近千年相比实在显得太短。可见，中国文明总体连续性的另一面是频率较高的周期性振荡。中国历史上每一次改朝换代都会带来生灵涂炭，社会文化、经济则随之遭到严重破坏，有时甚至于因此遭到外族的奴役。在没有过于强大的敌国外患的古代，这种周期性的变乱还不至于有亡族、亡文化之祸，但在号称“新战国”的今天，再发生这样的变乱，则其后果是难以想象的。

中国文明的总体连续性与周期性的振荡有什么关系吗？两者是互为因果的吗？以后的中国能在继续保持文明连续性的同时避免振荡或者减轻振荡的烈度吗？

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要搞清这种周期性的振荡是如何产生的。其实类似的问题前人也问过。黄炎培曾问过：“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许多许多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黄炎培还指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有政怠宦成的，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但都没能跳出这一周期率。他问有什么方法跳出这一周期率？对此，回答是：“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显然，认为腐败是造成王朝衰败的根源，而民主是扼制腐败的良方。的回答真的找到了问题的实质了吗？我看却未必然。因为腐败是中西共有现象，而周期性动荡则是中国的特有现象，共有现象显然不能成为特有现象的原因。那么，这一问题的本质到底何在呢？

其实只要大家翻翻中国史书，就可以观察到这样的一个现象：中国历代王朝的中晚期总伴有较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如秦之陈胜、吴广，西汉末年的绿林、赤眉，唐之黄巢，明之李自成、张献忠等。而这些农民军的主力几乎都是流民。什么是流民？流民就是衣食无着被迫流亡的人。当一个人的基本生存条件能得到满足时，起来与社会既成秩序作殊对抗的可能是很少的。而王朝的中晚期有这么大的流民队伍出现，显然是有相当一部分民众的生计成了问题。我们可以证明在中国古代专制体制之下，大规模流民的产生是必然的。因为传统中国一向崇尚多子多福，人口的自然增长几不能节制。按徐光启等的研究，在承平年代，大概每三十年人口就会倍增。而在特定的生产力条件下，全国的可耕地有限，粮食生产总有个极限。当全国人口数超过全国土地的极限供养人口时，流民的出现将不可避免。这与腐败、土地兼并及社会制度都无必然联系，只要耕地不能增加，人口增长速度不减，生产力不能进步，这问题始终会产生。可以作为上述理论佐证的是中国人口史上有一个现象：几乎每一个皇朝由盛由衰拐点也是该王朝的人口高点。如西汉平帝时全国人口达到西汉的最高点6000万，随后则有王莽篡位及改制以及后的绿林、赤眉大起义；如唐天宝年间全国人口数达到8000万，随后就出现“安史之乱”，如国泰民安，恐怕不会有这么多人跟着胡儿安禄山作乱；17世纪初（明朝的后期）中国实际人口达到破天荒的2亿之巨，随后就有李自成、张献忠的大起义；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全国人口达到了4.3 亿，随后就有太平天国大起义。中国历代王朝的最高人口数为什么会增加，这显然与耕地面积的增加、农业技术的进步有关，但就是这样，在特定时代，可养活人口总有个上限。①从以上的事实可以看出：一些所谓“盛世”的末期人口数实际上已超过当时王朝所能承受的极限，而一些风吹草动般的事件如兵变、外患、自然灾难都会成为压跨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当大规模的流民作乱爆发时，政府必然会采取镇压措施。而事实上当时政府一般已十分腐朽，已无力迅速平定事变。这样战争的规模会扩大，而大规模的战争又会极大地破坏生产，从而制造出更多的流民。这样恶性循环下去，最终将帝国拖跨拖。当一个王朝覆灭之后，参与争夺统治权的群雄中总会有一方胜出，当他基本削平群雄时，往往全国人口减了大半，这样人地矛盾由人多地少反过来变成人少地多。这时，只要新建王朝能注意与民休息，招民拓荒，国家一般能很快安定下来。随着政局的安定，国家一般有一个人口与土地的良性循环期。这一时期，人口增加，被开发的土就更多；而被开发的土地越多，就能养活更多的人口。这一时期，一般被称为该王朝的盛世期。当土地被开发到极限后，人口还是在按惯性继续增长，当人口数超过王朝所能承认的极限时，新的一轮循环就又开始了。这是中国历史上王朝循环的根本原因。

那么腐败、土地兼并与王朝的衰败有没有关系呢？关系是有的，而且是很大的关系，只是不能被称为根本原因而已。一般而言，如果一个新王朝开国时对地主、财阀扫荡得越彻底，这个王朝的寿命也越长，如唐、明、清等；反之，则较短。一个皇朝的前几个皇帝一般也有一个阶段会对豪族进行抑制，有时甚至不惜进行。宽厚如光武帝为了“度田”就杀了不少官员、豪强，残暴如朱元璋更是将功臣集团一扫而空。对这些，我们可以从中得到点什么信息呢？是不是在中国传统专制体制下，豪族与帝国存在着深刻的利害冲突呢？

事情确实是这样的。因为豪族一般隐匿有大量的地产及人口，这些隐匿的地产、人口都在私门，不对国家税收、军事作贡献，而豪族本身却是国家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如秩序、和平、公共工程、社会救济等）的最大得益者。这本身就是十分不公平。如果光是土地兼并，豪族不享有免税、免役特权，兼并并不见得有多大危害，但在中国的传统体制之下，地主的特权是法所明文规定的；不惟如此，地主往往还会利用其强势的地位进行非法的土地兼并，同时却又转嫁应承担的相应负担。如在唐朝实行“两税法”后，一些大地主往往会利用天灾人祸收购自耕农的土地，却又不向国家正式登记过户，而是用双方私契的方式约定。这样，地主得了土地，而国家的税收还是得由自耕农来承担，当自耕农无力负担时，只好成为流民，这反过来又加重了国家维持秩序的负担。因此如果豪族的势力过于强大，则国家的大量资源会落于私人之手，国家的力量会因此而遭到削弱，而国家仍然还得承担起作为公共产品提供者的角色。这样，势必会加剧国家力量与国家负担之间的矛盾。所以中国历史上的有为之君都会对豪族进行抑制。然而，在国家与豪族地主的博弈过程中，最终的输家却是国家。

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王朝的中晚期，土地兼并都会变得十分严重，富者往往跨州连县，贫者则无立锥之地。有时即使国家亡了，地主也不见得亡。他们中有的投靠新朝成了从龙功臣，有的甚至还成了开国之君。产生这个结果的原因何在呢？这与国家的各级管理阶层被地主垄断有关。皇帝可以抑制一些豪强，但他也不得不制造出另一批豪强。在地主垄断政权的情形下，国家资源的分配自然向地主倾斜，这还是明的；暗的如大官僚、大地主非法侵渔国家、百姓，法律也拿他们没办法。如在明朝晚期，官僚搭船不但不用钱，反可以得一笔保护费。何以？因为有官僚乘搭，船家就可以官船的名义省去很多税负。历史上王朝中期的改革多不成功，原因就在于当改革侵犯到了地主阶层的整体利益时，政策就很难落实，有的政策有时反被用作鱼肉百姓的最新工具，如王安石式的改革等。所以，对豪强的抑制只有在开国不久的强势帝王领导下才能成功，而且也是由于当时豪强并非当权派的缘故。

当豪强地主大规模地侵犯百姓及国家利益的时候，国家的力量就会下降，而这时往往有外寇入侵，小民也有不少因力无力承担国家的加重税负而成流民，甚至为盗的；这时国家既要保卫国家，又要对内镇压，因而这时国家的负担反而变得十分沉重；而沉重的税负又只能加到国家所能控制的小民身上，这又促使小民或逃亡，或为盗，或投充为奴，这又削弱了国家力量。这样又形成了一个国家力量与国家负担之间的恶性循环。这个循环也是非至王朝灭亡不能解的。

当人口的自然增殖不能抑制的情形下，人口与土地承载力之间终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当政权被地主阶层垄断的情形下，国家力量与国家负担间最终也必形成恶性循环。在这两重恶性循环的作用下，王朝的灭亡是必然的，但正也是旧王朝在大规模战乱后的灭亡为新王朝奠定了基础。历史上鼎革之际的大规模战乱往往使国内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亡，这暂时打断了人口与土地之际的恶性循环；与此同时，大规模战乱也扫荡了绝大多数豪强，从而也暂时打断了国家力量与国家负担间的恶性循环。在这两重恶性循环被打断的情形下，新王朝可以在相对健康的基础上重新展开。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呈现王朝循环的全部奥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