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眼旁观的诗句-冷眼旁观的诗句有哪些

1.形容人性薄凉的诗句 表达人性的诗句

2.临江仙·信州作赏析

3.《极品家丁》的经典语录？

4.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 这什么诗？

5.谁曾忧愤言不得，寄于诗酒恸于泪

形容人性薄凉的诗句 表达人性的诗句

人性凉薄是什么意思

指遇到危难的时候，昔日关系不错的人却不加援手，冷眼旁观。同义词是世态炎凉。

人性薄凉翻译成英语

我帮你吧

“人性凉薄”和“人情凉薄”的差别是什么？

首先都是凉薄，人性凉薄偏重于个人，有一定的独特性。人情偏重于社会的，比较广泛。

在曾广贤文中揭示人性复杂,社会现实凉薄的句子

相识满天下，知心能几人？

易涨易退山溪水，易反易复小人心。

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

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

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

不信但看筵中酒，杯杯先劝有钱人。

有酒有肉多兄弟，急难何曾见一人？

人情似纸张张薄，世事如棋局局新。

人生似鸟同林宿，大难来时各自飞。

。。。。。。还有很多你可以自己去揣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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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凉薄 我早已明白我亦不强求因为怎么说

你好，尊敬的百度知道用户朋友，很高兴为你解答问题！

那就是人的心变得很快，我早就了解了，

我不会强求别人什么的，

如有不足，可以继续追问，如果满意请采纳，谢谢，

薄凉不过人心诡诈不过人性是什么意思

意思是，世上最薄凉的是人的心，最奸诈的是人性

描写一座城市的繁华的环境描写，但能从文字中透露出悲凉，人性的薄弱

闪烁的灯光，迷人的歌声，多少人纸醉金迷。霓虹虹灯时而照亮了整个城市熙熙攘攘的人群，一张张陌生的面孔使人倍感孤零

以良善面对人生45年 却见凉薄人性无处不在

生命之旅，不能用双眸在别人的故事里捕捉生活的点滴。要以自己的双手，创造属于自己的梦。生命的过程，呈现的不只是花香鸟语，清风暖阳。当阴霾与风雨袭来，敢于接受而不是畏缩地逃避，才不失红尘走一遭。

世界太过荒芜，人性太过凉薄，我看不到活下去的意义是什么

世界的模样，取决你凝视它的目光！好好理解这句话。

不知道此刻你正在遭遇着什么，苦难会过去，痛苦会过去，一起不顺利都会过去，你要明白，这个世上还有很多你不知道的人会帮助你，会在乎你，人活着，可以为了自己，也可以是为了体现自己的价值，而活着的意义，取决于你的内心，好好面对生活，勇敢一些。哪怕你做一点点小事情，都是你的意义。街头很多残疾人，他们也很可怜，但是他们也很坚强的在生活。我们无法选择出生，但是我们能选择自己的生活。好好洗个澡，去公园走走，看看那些年纪大的老人，看看那些孩子，看看平时你因为工作忙碌而忽略的风景。带着感恩的心，你一定会找到你活着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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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江仙·信州作赏析

这首词表现出一种谪居异乡的苦闷和厌弃官场而向往故里的情感。

“谪宦江城无屋买，残僧野寺相依。”这二句无一字虚下，先交代了全词的政治背景，并为全词定下基调。“江城”点明信州，“无屋买”是夸大之词，表明信州的偏僻荒凉，这样便自然地引出“残僧野寺”一句。这里“残僧”画出了僧人的年迈衰老；“野寺”画出了寺庙的荒僻陋小。如此残破不堪而词人还得与之相依为命，足见其命运、境遇的凄惨。

“松间药臼竹间衣”三句紧承“残僧野寺”一句而来，写其行迹。词人并没有因与残僧野寺相依而感到凄惨悲伤。反而，在松荫竹翳的掩映下，一声药臼响，一角衣衫影，就能给心头增加无限的欢愉。这里“一臼”、“一衣”，由于意象的典型性，取得了以一当十的艺术效果。“水穷行到处，云起坐看时”二句化用王维《终南别业》“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诗句。虽然只是在文字的排列上略作了调整，但由于将“水穷”“云起”突出到前景位置。因而其艺术效果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行到水穷处”是顺写，象征意义不大明显，而“水穷行到处”强调了“水穷”，就突出了山穷水尽的意象，使人联想到词人在宦海中的山穷水尽。同样，“云起坐看时”较之“坐看云起时”也突出了“云起”的意象，使人联想到词人此刻是在冷眼旁观政治上的翻云覆雨。

下片仍然描写“野寺”中的所见所闻，但心绪的苍凉、悲苦却借景物的描写较为明显地流露出来。“一个幽禽缘底事，苦来醉耳边啼”这两句词巧妙地抓住一个“幽禽”悲啼的意象来抒写自己的心曲：作者曾试图遁入醉乡以遣岁月，但不知为什么事，一个幽禽（杜鹃）又在醉酒之时来到耳边苦苦啼叫。“苦来醉耳边啼”应作“醉来耳边苦啼”。

“月斜西院愈声悲。”一句紧承“苦来醉耳边啼”而来，写词人对于“幽禽”啼声的感觉。这“幽禽”的啼叫已不仅是“苦啼”，而且愈啼愈悲。“月斜”即月影西沉，表明时间已晚；时间既晚，则啼叫之久可知。“愈声悲”以见鸟之情切，实是借鸟的悲啼来显示自己的悲苦心境。

“青山无限好，犹道不如归”这两句托出全词的主旨：这儿的青山尽管无限美好，但杜鹃仍啼道：“不如归去！”词人在这里实际是借鸟的啼声，表达自己“他乡虽好，不如归去”的心声。这“青山无限好”显然由李商隐的“夕阳无限好”诗句化出，两句合起来又暗用王粲《登楼赋》和陶渊明《归去来辞》二赋作意。尽管这儿的山水很美，有松林竹林可供盘桓，有水有云可供观赏，但毕竟身在官场如鸟在笼中，终不如退守田园那么自由自在。

这首词以鸟能人言、人鸟共鸣的巧思妙句，外化了词人自身微妙复杂的隐秘心态，可谓深得托物言情之真昧。

全词意境凄清幽冷，情感深沉。此词除了极好地运用了侧面烘托的手法，另一特点是善于运用前人成句，且做到切合词旨，手法成熟。

《极品家丁》的经典语录？

转极品家丁经典诗句！！！！

转家丁书评，残云作

春来无声人方醒，

身落悬崖事几真。

才子佳人江上情，

冷眼旁观叹古今。

。

女扮男装岸边游，

国事家事几时休。

回首蓦遇命中人，

鸳鸯入水情分修。

。

晚荣心中佳人印，

青璇魔障此中生。

君问相逢天注定，

我言姻缘在己寻。

。

萧家招丁声鼎沸，

来之则安谋计绘。

巧巧心怜现眼前，

取财有道爱意随。

。

初为人佣气不庸，

艳行花素自从容。

恶犬来袭势汹汹，

玉霜捉贼反被擒。

。

君子坦荡故事陈，

**清纯从未闻。

相处数日情愫环，

家丁林三是坏人。

。

妙玉坊中有仙音，

一曲终了梦无痕。

入幕之宾席上坐，

且听奴家怀中琴。

。

仙儿身世苦无言，

三哥有感相谈欢。

此貌只应天上有，

雾散愿终心相印。

。

意犹未尽念中品，

喜见玉若冷目横。

我本正直谁人信，

问星不语月无声。

。

才女洛凝绝对牵，

一把风流我欲仙。

几许愤慨何人辨，

情意莫名空际现。

。

画外神人徐谓见，

谈笑风生市集间。

略显小才惊绝艳，

知己难寻有酒颠。

。

文试武斗商会中，

技摄四座谁争风。

钻石来朝献佳人，

一门二女思君深。

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 这什么诗？

康有为悼李鸿章的一首诗原诗

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难。

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

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

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

辨误

何新按：此诗近年网络传为李鸿章临终绝笔，实大谬。

此诗未见于李文忠公文集。揆诸诗意，则断不可能为李氏所做。盖近年有为李氏涂脂抹粉之风潮，而有人刻意曲解为之包装也。

此诗系一首悼亡之作。有说谓作者应是康有为，可信。

1901年李鸿章，康有为其时正流亡在新加坡槟榔屿，去国近万里。时逢庚子之乱，国破民残，故有”八千里外吊民残“之语，而李鸿章则于京门，断不可能发出此语。

盖康氏与李鸿章虽有帝党及后党之别，其往昔交往则颇多恩怨纠结。闻其讯后，康有为感慨时政及国事，而赋此诗。

解读

康有为这首悼诗，解析如下：

劳劳车马未离鞍

————劳顿的车马还没有解开鞍绳

临事方知一难

————事到临头才知道别是多么艰难

何按：此句系化用清初人赵翼《瓯北诗抄》的旧句“平时每作千秋想，临事方知一难“。赵诗原意是讽刺明末重臣洪承畴的贪生怕。洪承畴兵败后被清军所俘虏，作为明臣子本应选择来表示忠贞，以求千秋不朽之名。但他却投降了清朝，这就是所谓”一难“。而李鸿章在临终之际绝对不可能引用这种诗句，来影射讽骂自己。

三百年来伤国步

———三百年来清朝无所建树，而国家进步很小

八千里外吊民残

———我流亡在八千里之外，为百姓受残害而伤心

秋风宝剑孤臣泪

—————你身为孤臣孽子，作伴只有秋风和宝剑

落日旌旗大将坛

———（身后）夕阳残照之下的军旗以及拜将的空坛

何按：李鸿章先统领淮军后以此为基础，建立北洋系军队，被尊为军帅。

海外尘氛犹未已

————可是国难未已，海外侵掠的征尘还没有平息

诸君莫作等闲看 ！

————朝中官人莫要视若等闲，低估了未来的危险！

史事

作为以知洋务著称的晚清官僚，李鸿章同情维新，但首先自保，这是李鸿章在戊戌风云中的立场。据近年新见史料，李鸿章在当时朝野纷争中立场属于慈禧一边的后党。但是对康、梁维新派，李鸿章实际暗中有所支持。

1898年6月11日光绪下诏明定国事，历史上的“百日维新”戊戌变法运动开始。6月16日光绪召见康有为，命他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设计改革新政事务。康有为退朝在故宫便道途中遇到李鸿章。李脸色大变，悄悄将荣禄在慈禧面前参劾康有为、刚毅反对皇帝授康有为官差之事告他，意在提醒要康氏小心。

还有一次，荣禄到颐和园谒见慈禧太后，正好李鸿章因太后赏他食品要向太后谢恩故同被召入。荣禄要李鸿章在太后面前告状说康有为非法乱制，皇上如果听从必将有大害；同时他以李鸿章“多历事故”，应对太后直陈变法的害处。李鸿章则以叩头称“太后圣明”搪塞支应，并将此密告康有为

实际上，戊戌新政的一些政策措施如奖励工商等都是李鸿章多年主张的。将科举考试中的“八股”废掉改为策试，更得李鸿章赞赏。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本想废科举兴办洋式学堂，但考虑到会遭到天下读书人的反对，所以妥协暂改只是废八股，改为策试。据说李鸿章私下曾对人说：“康有为吾不如也”。因为废八股“吾欲为数十年而不能，彼竟能之，吾深愧焉”。当李鸿章听说废八股遭到许多读书人反对、甚至有人要刺杀康有为时，特派人前往康处，要康“养壮士，住深室，简出游以避之。”康有为奉命出京，李还“遣人慰行”。

光绪创办京师大学堂（后来之北京大学）时，李鸿章曾劝奉旨管理大学堂事务的孙家鼐请康有为出任总教习（首任校长），虽然此议未成，但对京师大学堂创办、发展起过重要作用的西学总教习美国人丁韪良则是因李鸿章与孙家鼐的力荐才就任的。丁韪良后来对人说：“戊戌举办的各种新政，惟设立大学堂一事，李鸿章认为最关重要，赞助甚力。”

戊戌政变发生后，慈禧重新训政，光绪被囚。康、梁逃往海外，“六君子”被杀，支持维新的官员受到不同程度的惩罚，新法尽废。在这种严峻时刻，李鸿章仍暗中回护了一些维新人士，如张元济因参加维新被革职，他不仅派人前去慰问，而且要盛宣怀在上海安排张的工作。

由于李鸿章的许多思想与维新派相近，所以有人向慈禧告密说他也是维新派。慈禧太后曾向他出示这些告密奏章，并问他说：“有人说你是康党。“李鸿章回答说：“臣实是康党。惟废立之事，臣不与闻。六部诚可废，若旧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主张变法者即指为康党，臣无可逃，实是康党。”慈禧听后“默然”。（据李鸿章侄婿孙仲屿的《日益斋日记》）

李鸿章之所以如此回答慈禧，因为他了解慈禧最关心的其实并非“法”变不变，而是她的权力是否受到挑战；注重的首先不是臣下对“变法”的观点，而是其是否参与光绪、“帝党”、维新派的实际政治活动。所以他强调“废立之事，臣不与闻”，表明自己不介入宫廷政争，不参与朝廷的“家务事”。

1898年戊戌政变，维新六君子被杀，康有为、等维新人士流亡海外。之后一年多时间里，慈禧太后严令下，清廷在全国范围内大肆搜捕新党，维新派人士多数潜逃海外。

1898年11月政变后，因当时西方列强多支持光绪和康梁维新党人，慈禧派荣禄去见李鸿章，想让李鸿章出面安抚洋人。李鸿章请求朝廷委任自己为两广总督，以便与列强沟通。荣禄向慈禧转达了李鸿章的意思，慈禧同意了。于是李鸿章被任命为两广总督。1900年初，李鸿章离京南下赴任。

1899年7月，康有为在加拿大成立保皇会，向国内渗透。慈禧倍感压力巨大。因之两度以十万两白银的巨额赏金，悬赏捕杀康有为与。另一方面慈禧决定废黜光绪皇帝，使保皇党人彻底失去使帝政复辟的希望。

1900年1月24日，慈禧宣布废光绪，立溥儁为皇储。然而这次废立遭到以刘坤一为首的外藩大臣的反对，加上列强不支持，最终宣告失败。

康梁保皇党人闻听后党废立之议后，计划组织起兵勤王。保皇会在澳门设立总局，指挥国内，按保皇会的设想，起兵勤王主要在三个方向：长江、广西、广东。长江起义，主要负责人是唐才常及其自立军。在广西方面，康有为集合广西保皇党人及天地会党人，准备攻桂林，取湘鄂。1900年5月，唐景崧派人主动与康有为联系，唐景崧原先在康有为协助下在桂北办团练，已经拥有多个根据地。在广东方面，康有为派梁炳光等人到新安、东莞一带办团练，联络各地洪门会党与绿林豪杰。康有为与非常重视广东举事，还一个原因就是康梁均为广东人。

正当康有为与正密谋在广西与广东发动起义时，李鸿章接任两广总督。

1900年1月18日，李鸿章到达广州。他此行的受命之一，是为肃清康有为、及其党人。在李鸿章就任两广总督之前，清政府已经严令海疆各地缉拿康梁。 但是李鸿章对康有为与实抱有同情的态度。李鸿章到任不久，2月11日，清廷下令李鸿章将康有为与的广东祖坟铲平，但李鸿章接到朝廷命令后，却迟迟不肯行动。到3月27日，李鸿章上奏朝廷，称“虑激则生变，平坟似宜稍缓”。 不仅如此，李鸿章还给康有为和写了一封亲笔信。在信中，李鸿章勉康梁“精研西学，历练才干，以待他日效力国事，不必因现时境遇，遽灰初心”。

1900年庚子事变义和团运动发生，八国联军攻陷北京，西太后带着光绪跑到西安，清廷大乱。

6月12日，慈禧转授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火速调其回京负责与列强周旋拟签订条约事务，连续急电催其北上。

李鸿章回京后即主持与列强的谈判。1901年7月25日,李鸿章、奕劻代表清廷签署了《辛丑条约》，赔款白银4亿5千万两。

辛丑卖国条约签约后两个月，李鸿章身体每况愈下,不久去。

讯传到海外，康有为弟子对李鸿章的评价是：

“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的大势，不知政治的本原，当此十九世纪竞争进化之世，而惟弥缝补苴，偷一时之安，不务扩养国民实力，置其国于威德完盛之域，而仅摭拾泰西皮毛，汲流忘源，遂乃自足。”

“要而论之，李鸿章有才气而无学识之人，有阅历而无血性之人也。彼非无鞠躬尽瘁而后已之心，后彼弥缝偷安以待者也。彼于未之前，当责任而不辞，然未尝有立百年大计以遗后人之志。”

“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吾欲以两言论之，曰：不学无术、不敢破格，是其所短也；不避劳苦、不畏谤言，是其所长也。”

扩展资料:

李鸿章是淮军、北洋水师的创始人和统帅、洋务运动的领袖、晚清重臣，建立了中国第一支西式海军北洋水师。官至东宫三师、文华殿大学士、北洋通商大臣、直隶总督，爵位一等肃毅伯。其一生中参与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包括镇压太平天国运动、镇压捻军起义、洋务运动、甲午战争等，代表清政府签订了《越南条约》《马关条约》《中法简明条约》《辛丑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视其为“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德国海军大臣柯纳德称其为“东方俾斯麦”，慈禧太后视其为“再造玄黄之人”。与曾国藩、张之洞、左宗棠并称为“中兴四大名臣”。后追赠太傅，晋一等肃毅侯，谥文忠。著作收于《李文忠公全集》。

谁曾忧愤言不得，寄于诗酒恸于泪

　野花遮眼酒沾涕，塞耳愁听新朝事。邸报束作一筐灰，朝衣典与栽花市。新诗日日千余言，诗中无一忧民字。旁人道我真聩聩，口不能答指山翠。自从老杜得诗名，忧君爱国成儿戏。言既无庸默不可，阮家那得不沉醉?眼底浓浓一杯春，恸于洛阳年少泪!

中国论文网 这首诗，如果不标明作者，可能很多人未必会想得到是袁宏道所作吧?

袁宏道，明末公安派领袖人物，生前有数部诗文集行世。上世纪六十年代，钱伯城先生综合考察后，作《袁宏道集笺校》，现行于世。

一般人的心目中，袁宏道清高自适，平生游山玩水、饮酒赏花，乃名士做派。文学上，人们也多关注他的“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创作理论、“信心而出，信口而谈”(《张幼于》，文中括号内所涉诗文俱为袁氏之作，以下同)的创作态度和清新轻俊的诗文风格。然而，本诗却无论如何也与名士洒脱、清新轻巧无关，可以说，本诗无论是思想情绪还是语言风格上，都反映了袁宏道真实而又往往被忽视的另一面。以下我们就来欣赏解读一番。

一、诗情诗意

本诗袁氏生前收于《瓶花斋集》，作于万历二十七年(1599)夏，列显灵宫组诗之二。押“城市山林”四字之二的“市”字所属“上声四纸”韵部，因为是古体诗，所以韵脚还通押“上声八荠”、“去声四真”诸字。全诗共十四句，情感的流动与表达大致可分三层。

一至四句，“野花遮眼酒沾涕”，起首即突兀而来，直写情绪。有花有酒，看似符合作者的平日向往，正应高兴，可是却泪下沾酒，这般反常表现，从何而来?原来，是因为“新朝事”让人“塞耳愁听”；不仅塞耳不听，甚至堂堂的朝廷官报，都扔进纸筐里，任其蒙灰化尘；上朝官服，也都典当给花市了。比照去年冬日因为自居为“法服无端裹野人”，所以“懒心不惯思朝事”(《闲居?9?9其四》)的居官心态，现在的情绪与行为显得愤激得多了：由不思直接转为厌弃。看似疏离，其实，起句近于杜甫“感时花溅泪”，他的不愿闻问，其实是因为对朝事忧之深而责之切，与其说是厌弃，不如说是失望。这四句为全诗的第一层，反面落笔，表达了对朝政的深切忧虑。诗句呈现给我们的，完全是一位忧心朝政的官员形象。

写到这里，就忧心国事而言，要表达的情绪似已完结。然而，作者忧愤于心，心之所至，又宕开一笔，藉这次好友间的诗酒相会，以诗人身份，来继续抒写内心愤激情绪。第五句，写道自己的诗作“日日千余言”，第六句却有意夸张到“诗中无一忧民字”。这种数量上的巨大落差与对比，完全违背了宋明以来所推崇的杜甫“穷年忧黎元”与“致君尧舜上”的士大夫诗作传统。为了引出落差之因，作者虚设了“旁人”的批评指责，并以“指山翠”表明自己志在山林泉石而非世俗民生。但第九、十句道出了实质，乃是作者内心充满愤激之情――“自从老杜得诗名，忧君爱国成儿戏”：那些口口声声忧君爱国的诗句，不过是“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之风下“计骗杜工部，囤扎李空同”(《张幼于》)的空话套话罢了!这两句直言无忌，颇有魏晋之际嵇康、阮籍的傲世之风。其实，袁宏道并非厌恶他人谈论忠君爱国，鲁迅就曾指出“中郎正是一个关心世道，佩服‘方巾气’的人”。袁宏道在本诗之前也曾写下《逋赋遥》《猛虎行》等反映现实的忧民之作，并非“无一忧民字”，他不过是是厌恶诗坛复古派矫饰的“格套”而出言激愤罢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不肖恶之深，所以立言亦自有矫枉之过”(《张幼于》)。这六句为第二层，把对国家朝政的忧愤和对诗坛风气的鄙夷交融起来，抒发了作为诗人的愤世嫉俗。与第一层相比，对现实的失望之情与愤激之气一以贯之，而角度不同，从朝廷官员转换到讽世诗人，把心中的情感与诗歌的内容有效拓开。虚设之笔，又避免了情感的一泻无余，增加了曲折之致。钱谦益对中郎的“机锋侧出”之评，此处亦可见一斑。

那么，诗人的“无一忧民字”，仅仅是不屑流俗吗?不，最根本的原因乃在最后四句，乃在于内心的无奈与绝望，全诗顺势转入第三层。“言既无庸默不可，阮家那得不沉醉?”无庸，没有用处；默不可，沉默不言又不行；阮家，指阮籍，《晋书?9?9阮籍传》载阮籍为了避祸保身而沉溺于酒。作者这里借阮籍以自况，而阮籍在他的笔下，“沉醉”是因为对于现实的无能为力。确实，袁宏道的酣饮，一方面，有避祸因素――诗人于1598年春进京赴任，就与兄长袁宗道提到“词曹虽冷秩，亦复慎风波”(《人燕初遇伯兄述近事，偶题》)。所以袁本人在京城里对于官场，“铛侧畔观时变，冠带场中看偶新”(《斋中偶题》)，冷眼旁观。另一方面，他的酣饮更有麻醉自己因素――京城居官，看多了万历朝的荒唐，袁宏道清醒地知道谏诤自然无用；但内心对于现实危局清醒的认识与由之而来的忧思苦闷，却无路可逃。为了避免内心因不平则呜而致使“默不可”，于是只好借“沉醉”来麻醉自己了。他的酣饮，固然有阮籍那样的避祸因素，然而更多的是为了消除面对现实无力回天之下的苦闷，是无可奈何之下的借酒麻醉。全诗笔法至此，由前面刚刚指斥“儿戏”派忠君爱国者的激昂情绪，到现在的深刻体味阮籍式的无奈低沉，情感大起大落，最后的爆发已是蓄势待发――正如阮籍不免有穷途恸哭来宣泄内心痛苦一样，让袁宏道愤懑的国事朝政，终究是闭目塞耳所不能回避；心中的忧虑、无奈、愤懑，终究是不能在酒中若无其事般地消解，郁积的情绪终于爆发――“眼底浓浓一杯春，恸于洛阳年少泪!”“一杯春”，即一杯酒；“洛阳年少”，指西汉贾谊，可见于《汉书?9?9贾谊传》，同时贾谊还留下了“贾生垂泪”这一知名典故。但在作者看来，贾谊虽遭周勃等人诋毁而遭贬，但却终究获得了报效之路，贾生之泪，忧心国事而已；而自己的忧国，却面对的是“不可用之时”(《顾升伯太史别叙》，作于本年四月)；时势不堪，令人深恸于“英雄失路托足无门之悲”(《徐文长传》，作于本年春)，甚至不得不追随阮籍，以酣饮来麻醉自己，忘怀现实。自己的“沾涕”泪下，忧虑之外，更深的是无奈与绝望，内心的痛苦远胜贾生。笔触至此，一个“恸于”，内心复杂情感终于喷薄而出，达到全诗最高潮，并就此戛然而止，直击人心；又与全诗起句遥相呼应，揭示了自己种种表现下的情感实质，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这最后四句为第三层。可以说，这一层的角度既是诗人，又是关心时事的官员士大夫，而最根本的，是一个痛苦而无力的清醒者。

综观全诗，情感上，对国事朝政的失望、作为朝廷官员的忧虑、作为诗人的愤激、作为清醒者的无奈与痛心，种种真情交织在一起。写法上，笔运古今，起伏转折，联用典故。风格上则悲慨愤激，沉郁跌宕。显灵宫组诗其他三首也都有“机锋侧出”之法，但风格上，都流于清浅，其四甚至连出轻率之语。与它们相比，本诗的沉痛之语、沉郁之气，却是奇峰突兀、别具一格，令人瞩目，促人思考：到底是什么国政朝事，让平日诗酒风流的作者如此失态，写得如此愤激沉痛?

二、诗中本事

探究引发诗歌创作的本事，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全诗。到底是什么“朝事”让素喜自适的袁宏道如此忧愤呢?钱氏笺注提到“税监四出”和“边事日非”。然而，1599年的夏四月甲戌。东征御倭之役即已凯旋并诏告

天下，边事已平。遍考袁氏这一时期的相关诗文，可以判断，本诗所忧愤之事，乃是钱氏所注的“税监四出”，即明史上臭名昭著的弊政――“矿税之难”。可以说，对此弊政，袁中郎久已忧心，颇为关注，并最终在本诗中进发，并因袁氏深刻认识到弊政之根在皇帝本人。因而情绪激越却表达隐晦(显灵宫组诗之三抨击朝臣理财过苛，内容与风格则明显显得浅显直白)。

关于矿税之难，史载颇详。万历皇帝“怠于临政”，却“勇于敛财”。为了增加由自己直接支配的宫廷内库收入，在政府赋税之外，万历二十四年皇帝借“矿税议起”，直接派遣宦官出任地方上的矿监税监。这些宦官，依仗皇帝背后支持，横征暴敛，中饱私囊，搜刮百姓，凌轹地方官员，为祸之烈，《明史》卷81、卷237的记载历历在目。卷237末直接评价道：“?1?7使四出，毒流海内，民不聊生……明室之亡，于是决矣。”毫无疑问，这种直接关系国计民生的倒行逆施，势必会引起有识之士的“默不可”，然而却尽数无效。《明史》卷305记载道：“神宗宠爱诸税监，自大学士赵志皋、沈一贯而下，廷臣谏者不下百余疏，悉寝不报。而诸税监有所纠劾，朝上夕下，辄加重谴。”这真正令人深感“言之无庸”了。

现在让我们看看矿税之难在袁宏道诗文、尺牍中的反映。

袁宏道曾回忆说“往余令吴”，“是时矿税之难未有也。”(《送榆次令张元汉考绩序》)他做吴令，起自万历二十三年，终于第二年年末。这段时间矿税之难方起，因而袁宏道对之尚认识不足。万历二十六年，袁宏道在父亲和兄长的催促下，结束东南漫游而重新为官，此时矿税之难，见之识之，已上心头了。他在赴京途中所作《猛虎行》一诗，直斥“甲虫蠹太平，搜刮及丘空。板卒附中官，钻簇如蜂踊。巡按不敢问，州县被呵斥。槌掠及平人，千里旱沙赤……三河及两浙，在在竭膏髓。”借乐府旧题，把已得势横行的税使矿监比做噬民猛虎、“甲虫”，直接展示了他们搜掠之害。这些诗句，秉笔直书，可与《明史》对读。

入京后，虽然袁宏道跟哥哥说要“慎风波”，但对矿监税监借皇帝之势横行肆虐，凌轹地方官员，自己却难抑心中愤懑。1599年在《送榆次令张元汉考绩序》中，他转述其舅龚惟学“近日外吏，横遭百六”之言，抨击道：“中官矿使，其所诛求，能必行于民；而其论奏，能必行于吏。”同年春，袁宏道还在《送京兆诸君升刑部员外郎序》中，指出刑部被押人员中，“或有出于中官之罗织……今中人之虎而冠者，累累而出，而郡邑守令之逮问者，方累累而进也。”他痛心于言官、九卿、宰相、勋戚大臣们“争之不得”，因为“争者愈力，持者愈坚”――这“持者”实际隐隐已指向为了敛财而纵任监使的万历皇帝本人了。在这种情形下，对新升刑部员外郎的旧日“京兆”同事提出厚望：不要违背“立法立官之初意”而“依违隐嘿”(按，“嘿”即“默”字)。从这两篇文字中我们也就可以明白作者是多么的关注矿税之难的危害了，可以深入地理解作者为什么会有“言既无庸默不可”的沉痛感慨，可以理解他的“酒沾涕”超越了阮籍避祸和贾生忧国了。

万历二十七年二月，《明史》卷81赫然在列宦官陈奉奉命出征湖北荆州店税；四月，山东临清发生驱逐税监的民变，三十余人，守备王炀被诬逮至京师，邸抄录告朝野。有此前车之鉴，袁宏道在写给任荆关抽分的友人沈朝焕的回信中深表忧虑：本已“居民耗损，市肆寂寥”的故乡荆州，正当“荆民更生之时，而中官之虎而翼者至矣。穷奇之腹，复何所厌?垂危之病，而加之以毒，荆人岂有命哉!”又进一步指出：“楚人悍而喜乱，今又激之，此天下之大可忧事也。”因而长叹：“时事如此，将何所托足?虽江河为泪，恐不足以尽贾生之哭也。”(《答沈伯函》)在这封信里，结合时事与民风，袁宏道预见将有乱作，忧虑国事民生，又比及“贾生”这一“洛阳年少泪”。而从信件的预示性语言来看，正与本诗写作时间相前后。果然，陈奉到湖北后，引发荆州、沙市、黄州商民的驱逐，转而诬告地方官员抗旨挠税。到了八月，“为了支持矿税太监的横行，神宗不惜罢一巡按，贬二知府，逮一推官、一经历”，并最终酿成同年十二月的武昌、汉阳民变。

因此，综合本诗创作的时代史事与袁宏道有关诗文，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引发创作本诗的“新朝事”，正是晚明直接关系民生的重大弊政――矿税之难。这桩弊政，令作者不能忘世，以往逍遥自适的山水诗酒反而触发了作者的内心情绪，忧愤之情，径胜古人，也使得本诗情绪激越，风格特异，令人瞩目了。了解了这些，我们也就可以更好地理解与欣赏全诗的深沉的情感内蕴、曲折的笔法与沉郁跌宕的风格了。在前述基础上，我们也就可以更为全面地把握袁宏道的思想性格，全面把握他的诗文内涵与艺术面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