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波讨源是什么意思-沿波讨源见真情

2024-10-31 18:52:04

1.论述庄子的人生哲学思想

2.简述历史上的文学批评论

3.语文教学方面的论文

4.诗词吟诵八法

5.刘勰文笔思想的理论价值

论述庄子的人生哲学思想

沿波讨源是什么意思-沿波讨源见真情

庄子的人生哲学思想

前言

这是很多年前我就读于中国文化书院的[中外文化比较研究班]时的一篇毕业论文。虽然光阴荏苒、世事变迁，自己和社会一同经历了许多的变化，但在今天，当我有闲暇的时光，重新打开并静读这篇尘封的文章时，心中又有了很多的感受。

十多年来，中国社会改革的不断深入、经济的飞速发展，无时不在改变着我们民族的发展轨迹，可以说，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又一个大变革的时代，正是这个时代，把我们民族从沉沦和探索的困苦中带上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因此，我们也有理由为我们所处的时代而骄傲，为我们的未来而充满信心。

但是，在社会高速发展和人们的生活不断进步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在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矛盾和问题，而有些问题正随着生活发展的深入而愈加显现。比如，环境的污染愈来愈严重，人和自然的关系问题也日益为人们所关注；又如，社会发展了，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但社会的道德水准却急速地向下沉沦，人的心灵的荒漠化现象日渐严重。

为什么物质生活丰富了，而人们并不一定感到幸福呢？这些问题不时地引起我们的思考，并苦苦思索和寻找着答案。

我们知道，在中国历史的演进中，儒家、道家、释家三者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相互影响，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影响了人们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态度。曾有人把它们概括为：不读孔孟，不能入世；不精老庄，不能忘世；不懂禅佛，不能出世。

如果一味地入世，在当今世界，在世俗利益的竞争与追逐中，你或许会感到过于疲惫，在霓虹闪烁、灯红酒绿的诱惑里，你甚至会迷失自己；

如果你想远离滚滚的红尘进入佛性的世界，那也不太现实，因为在这个原本美丽的世界里毕竟还有许多值得你去留恋和追求的东西，更何况还有很多属于自己的义务和责任；

那么，在这两难选择的时候，你不妨去选择第二条道路，走进老庄的精神世界，走进“道”的天地，在那里虫鸟是你的朋友，天空是你的屋宇，山林是你的果园，那片萋萋芳草就是你屋后的菜地……

其实，这原本就是我们熟识的世界，依然散发着温馨的气息，只要你暂避世事的纷扰，暂离功名的诱惑，他就会重现在你的心里。

……

如果在偶然的机会里能读到我的这篇文章，是否还能激起你的共鸣？

内容提要

本文主要研究和探讨庄子的人生哲学思想。

首先，本文简要地阐述了庄子人生哲学产生的社会根据，认为每一种哲学的产生都是当时社会环境的需要。从儒家只关注现实社会到老子既关注现实社会也关注个体的人本身，最后由庄子沿着老子的路线完成了系统的人生哲学。随后着重研究了庄子人生哲学的特点和性质，认为庄子的人生哲学和其他人生哲学一样都不能回避三个根本的问题：

一、生命的本质是什么？

二、以何种方式来完成实现生命在一过程？

三、怎样对待生命的终结？

庄子认为生命的本质是有限，为此庄子通过自然逍遥之道，通过审美超越等手段解决了生命的有限性问题，但要完成这种超越，人还必得以现实的生命为基础，正因为现实生命的存在，人的超越才成了可能，由此庄子重视现实生命。但庄子毕竟和儒家等别的哲学有所不同，他所重视的现实生命是排弃了存在着的现实社会的，庄子的现实生命只是那个活泼泼的原始生命本身以及和谐而自由的精神世界，由此推衍出庄子重自然，因而保真养性成了实现现实生命的根本。

在亡问题上，庄子一反悲观的色彩，认为生均属自然气化，故而应该乐观的生、超逸地。

其次，探讨了庄子哲学对人们的影响，通过对魏晋玄学的产生到庄子哲学的最大实现者陶渊明的分析，我们看到庄子人生哲学作为一种思想对社会发生的巨大作用，并对中国古代文学、美学和人们的情性产生影响。

纵观庄子的人生哲学，我们可以觉察到它是反社会、反历史的，它极力排斥以儒家为代表的现实历史社会，认为现实的历史社会不可能给人们带来真正的幸福。

庄子哲学也是反文化的。一切文化的结果都会化作对人们理性的约束，这是违反庄子哲学的本质的，因为庄子倡扬一切都应自然的存在。

我们还看到庄子哲学是一种对人的关怀，不论这种关怀是否完善，而人总是需要某种关怀的，因而庄子哲学必然具有存在的价值。

一、庄子哲学的由来

“无物妄然，必有其理”。

没有一件事物的产生是无缘无故的，也没有一件事物的存在是孤立的，既然能长久的存在，能够在其存在的周围找到一个适当的位置，并足以因这个位置而发生对周围的影响，那么作为一种存在体，它自身必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就象一条畅亮的小溪流经我们的眼前，虽然可能因回肠九曲的河道阻滞而显得凝缓，但我们毕竟可以沿波讨源，寻找足以使它长流的源头。有了这源头，我们可以无限凝视脚下的脉流，可以预见它未来不安的流向。同样，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一脉的道家思想，它虽未占着主导地位，但它却影响着中国人的内在精神，成为我们民族人格组成中特有的一部分，并在当今中西文化的交汇中更显示着它的生命力，无论人们对它存在的评价如何，它却实实在在地存在着，那么。我们也就有必要正视它的存在，并对它的产生根据作探讨和研究。

我们知道，尽管我国有几千年的悠久历史，从历史的外在形态看，中国社会的最大特点是改朝换代的频繁，但朝代的实质（包括意识形态、封建政体和社会结构等）并无多大的改变，只是换代而不是“完”代。如果我们避开历史形态那琐碎的表层而深入到历史形态的深层结构中去，我们就会发现碎断的历史有一条绵延的主线贯穿着，成为我们民族的生命之线，这就是儒家哲学。

在春秋战国时代，社会处于极度的动荡之中，上古之“道”已处崩溃，先前的思想也已混乱，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这时有一大批思想家活跃起来，其宗旨都是想为动荡的社会找到重新安定的依据。当时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尚西周之盛，循先帝之道，崇先王之德，主张“克己复礼”，认为只要克制自己不合理的欲望，以一种称之为“礼”的最高准则约束之，社会就会回到西周时代安定昌盛的局面。孔子看到了当时社会动荡的根源是由于各诸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争夺的结果。

和孔子处于同时代的老子也想为社会的安定和福乐寻找理论依据，但和孔子绝然不同，老子认为：社会动荡是由于人们自身智慧的结果，只要这种智慧存在，社会的是不可避免的，所以老子主张“恒使民无知无欲”[1]，君主对于百姓只要“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2]，便能“无为而治”，极力反对人们智性的存在。“以智治国国之贼”[3]，“民多智慧而邪事起”[4]，倡扬顺乎自然天性，“我无为而民自化”[5]，只有这样，社会才能长治久安。同时，老子并没有象儒家那样把眼光只投射在现实社会，极不关心个体的人，而是把一部分眼光温柔的投射到了个体的人身上，在老子看来，现实社会的安定并不一定能给人带来幸福，真正的幸福在于个体的人在精神上的极大和谐与自由，换句话说，和谐与自由是人获取至高福乐的必要条件，而现实社会的富安只是充分条件罢了。对于如何获得和谐与自由，老子认为必须“致虚极、宁静笃”[6]，以至达到“万物作而弗始，生而弗有，为而弗持，功成而弗居”[7],只有“见素抱朴，绝学无忧”[8]，才能“虽有荣观，燕处超然”[9]，而得“仿佯尘垢之外，倏然而往，侗然而来，故无辙迹”，因为“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10]，要知“物壮则老，多闻数穷，不若守于中”[11]。老子的出现无疑为时常困扰在黑夜之中的人带来了星亮的光焰，借着这光焰，人们看到了流经脚下的那脉安谧的细流，正待顺流而去。

这时，庄子已独离我们很远很远，在众人都企望驻足的地方，构筑着那片澄之不清、扰之不浊的汪洋大海。

二、哲学何为？

所谓人生哲学就是人们对自身的整个生命的根本看法，毋庸违言，人的生命观是人的世界观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人从纷繁复杂的外部世界转向探寻人的内部宇宙及论证或加固自己存在的安妥性的一种依据。

对于柔弱的、困乏和飘忽的人类，为了能顽强的生存下去，总得有一种精神的依持，唯其如此，才能见出那存在的坚定、真实和可靠，无论他以那一种哲学甚至宗教作为依持的对象；无论他所依持的是那能给他带来无限福荫的大树，或是临近深渊的嶙峋的山石，都能给他带来一种无限信赖的感受，一种巨大的安全得可以无视脚下坎坷而仍能坦然自若地走向前途的心理。从此，他不感到寂寞，纵然他面对的依旧是寂寞的世界；从此，他不觉得孤单，尽管他仍影形相吊，它便成了一位无形的伴侣，伴陪着他走向遥远而又短暂的生命之途。

人生哲学是人们对于自身生命的一种把握，它最终通过人的生命实践化作一种内心体验。由于世界的复杂性和人自身的多向性，人生哲学的不确定性也就成了可能，就是对于一个特定的人，其不同阶段的人生哲学也会有所不同，因为产生或选择哪一种人生哲学既会受外界环境的影响，也与自身的内在性情和已有的人生体念有关，因而，人类有必要为自身创造无数种的哲学思想作为智者对众人的终极关怀而提供给每一个人作选择。

我们已无权选择这个世界，但我们有权选择自己的人生。那么，我们就把这唯一的权利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吧！只要这种选择尽可能地合乎固有的道德规范和社会准则。

人生哲学有其多样性，如果我们排弃哲学的外在形式，就会看到每一种人生哲学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这是什么存在的根本问题：

（1)生命的本质是什么？

（2)以何种方式来完成现实生命这一过程？

(3)怎样对待生命的终结？

那么，生命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呢？

我们生长在这个世界，接触着无限的事物，并因着自己和各种事物的关系而产生着种种的情绪，或喜或悲、或乐或哀，无论这些情感如何，都没有来得对于自身的问题，对于自身生命所带来的困惑和不安让人惊愕，不管这种体念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空间是那么广袤，而人是多么的渺小；时间是那么遥长，而人的生命却是多么的短暂，人类无时不在一种困扰之中，这种困扰不仅来自外在，更来自人的内部。人的智慧愈高，自我意识的觉醒愈强，这种困扰就愈大这就是人的生命的有限性。

人的生命的有限性也为人的存在作了有限的规定。正是这种规定，为人们指定了一种实在的有界世界，人生存在这个世界中时常会有一种笼居的感觉。

培根曾说：“人是生而自由的，但无往而不在枷锁之中”。我们常祈盼去改变这个世界，最终却被这个世界所改变，这种人的能力和寿命的有限性构成了两把枷锁，架索在命运的咽喉，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但凡人都有一种企求，只要他是完整的人，他就希望着一个无限而充满自由的世界的诞生，在这个世界里，他可以挣脱一切固有的束缚，打破一切阻止人超越的障碍，以新的姿态去自由地实现生命的高度。

“无限”为人类有限的生命之场在拆除了藩篱之后展示了一个广阔而神圣的世界，也为通达这个世界暗示了一条通道，为时刻悲郁着的生命昭示了一片欢欣之光，这欢欣之光的笼罩才为人类的实在世界增添了几分可以追求的温爱之意，犹如离开母亲右乳而啼哭的婴孩即刻又从母亲的左乳得到了满足，这是神圣的母爱，而母爱本身就显示着无限的律动。

神秘之光的出现为人类对于自身生命无限性的追求提供了实现的可能，这无数条通向神秘之光的道路中，其中有一条坦荡而广阔的道路一直延伸到我们的身边，这是庄子哲学在二千年前为我们铺设的，神秘之光的出现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彼岸世界，但这茫茫的彼岸世界的通达须有可靠的航船的引渡，对此，庄子也已经为我们准备着这就是他的无为逍遥之舟。

三、庄子哲学的精髓

在庄子看来，我们能感知有限，是因为我们离现实太近，为了增大和现实世界的距离，能达到逍遥于物外，任天而游于无穷，首先要坚持无为，要达到无名、无功、无用、无己，超越一切名誉和功利之上，如果不能超于功名利禄，那么心意就不能自正，就会使自己的生命意向受到拘束而丧失其真性，这样，不但不能达于逍遥，而且最终会被外物所累而使自己的原始生命本身受到损害。

“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12]，这便是无才之德，是无为之德的具体表现。其次还必须无待，鹏之九万里虽为大，但必待大风而后行，此为有待，不能达于逍遥。等待其实就是一种希望，起码可以说，等待就是因为希望的存在。庄子在无为之后接着无待，就是要人们放弃对于一切现实希望的追求，放弃对于外在的一切感受，泯情弃知，最后达到“行不知所往，处不知所持，食不知其味”[13]，这不是愚者形象吗？而这却是庄子极力塑造的所谓智者，“无知之知，是为真知”，在庄子的眼中，这是放浪形骸者的风度。

逍遥的目的是为了达于无限，但还必须具备逍遥的心境。逍遥之心是一种内在的修养，其实都沉淀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只是未被激发而已，因为我们所能感受到的是那个忙碌于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而那个真实的自我并未觉醒，所以，逍遥之心的获得，只能是在静虚的时空里让真实的自我自由地呈现。“内我而外物”是一种准则，切不可本末倒置，这是庄子一再提醒的，同时逍遥之心得加入到逍遥之境中去，成为这个超越之境的有效体念者，并把这体念强化成生命本身的超验存在，这样心与境的契合便完成了逍遥。

由此看来，庄子的逍遥确实为我们通达于无限提供了依据和可能，至此，我们也许还会追问，为了尽早乘上庄子的逍遥之舟，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手段和方法呢？

世有万物，物有各异，人不可能穷尽而认识，“吾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遂无涯，殆已[14]（怎么不感到倦怠呢？）。”面对这种困境，庄子为我们指示的出路何在？庄子认为既然人的生命是有限的，那么要对生命的有限进行无限的超越，就得抓住本质性的问题，面对纷繁复杂的外部世界，面对深奥难测的生命世界，我们有限的生命不可能去取得完全的认识。在这个体进入迷茫之际，我们看到了一线希望，那就是笼罩在万物之上的一道圣光，它不是地在为我们闪烁，这便是“道”，然而，对于“道”的领悟，对“道”的圣光的窥视，非得“丧我（即外在的我）”不可，即要抛弃显现为表象的和外在的我无时不联系着的万物，消除在“道”的圣光上障眼的迷雾，使“道”复现为真实的存在，但“道”的复现是以内在的“我（即本质的我）”的真正确立为前提的，也就是说，本质的“我”的存在即是“道”的显现，因此，庄子把本质的“我”提到了至高无上的“道”的高度，在庄子看来，本质的“我”就是“道”的体现者。

在庄子的哲学中，“道”是形而上学化了的，无可捉摸的一种“实”象，是无形、无名的、超言绝象的万物的本体，是万物的泉源。如果发现了“道”

也就抓住了万物的本质，这就是庄子采用的方法：现实的不能把握，我们可以通过超现实的途径去把握。“道”犹如无声的天籁，作为最高的音乐，想获得别无它法，只能各其所自取。“彼此俱空，是否两幻，凝神独见，而独对于天下”[15]。

在庄子的人生哲学中，其所谓的“道”即是那能使有限生命扩充弘扬为无限的东西，它游离在我们身边，只要我们时时以虚静恬淡、寂寞无为为本，我们即能感觉到它的存在。其实在庄子看来，能让我们有限的生命通达于无限之中的不是别的什么，正是“自然”，我们无须外借什么手段，只须从“自然”中去寻找。

在庄子的眼中，“自然”有两种含义：一是没有丝毫人为的力量加入就显现在我们眼中的那个本然存在着的世界，它的显现是独立于人的，是一种形象的显现。二是指没有受到外部世界的压迫而自由地流露着的一种真性，一种赤子之心，它是内在于人的，它所依持的是感觉而否意识。不过在庄子的那里，这两层含义并不是绝然孤立的，它们互相交织融合着，从而使“自然”有着完整的内涵。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庄子极为重视的一个方面，也是庄子人生哲学赖于建立和存在的依据。可以说，庄子的人生哲学体系是从人与自然这个关系为基础而展开的，“若非自然，谁能生我，若无有我，谁禀自然乎？”在庄子的眼中，自然是以最温爱和谐的面目出现的，人和自然是非对立的。庄子极力否弃人对于自然的功利性目的，人不应该用功利的手段去毁灭自然地存在着的世界，相反地，自然是一块给人以永久欢乐的丰茂园地，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只要我们时常用透露着真情的目光去投视，不然庄子何以以神奇的情绪惊呼“我即自然，自然即我”呢？

人和自然既然不是以直接的形式发生联系，那么必将有一种崭新而奇特的方式使二者发生本质的关联，庄子不愧是一个智者，在人与自然之间架起了一座可靠的桥梁审美。

从形式上看，审美是一个过程，是一个自然的存在着的世界与一个自由地流露着的真性完全“化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本然的生命突破了一切固有的限制和束缚，成为一种游离状态，“与造物者为人，而游乎天地之一气”，从山水之中、林气之末，我们找到了久已遗忘的真性，本然的生命复归到圆满状态。

从本质上看，审美是一种手段，他走进了为自己设置的那个天地之中，那奇幻的景象足于使人产生迷狂，使人忘却一切曾经遭遇过的不安和焦虑，排除一切非生命的东西的拘役。“注焉而不满，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来”[16],以致“忘其肝胆，遗其耳目，反覆始终，不知端倪，茫然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17]。

庄子所推崇的审美结果，是一种对无知无识、无忧无虑的自然的“本我”生命的弘扬，是对外在的“我”的最大丧失，最大程度地让“我”进入“自然”的状态，从而达到“蝶我胥忘”的境界，“静而与阴同，知天乐者，其生也天行，其也物化”[18],生命超越了笼罩它的无限的时空，生命已高扬为一种至高至柔的宇宙之气，充塞在天地之间，使生命时常感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19]。

庄子通过审美超越解决了生命的时间性问题，从而使现实的生命超越了亡，也就使有限的生命进入了无限，尽管这种审美超越只是暂时的，而且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但无疑为黑暗困扰着的生命提供了可以朗照的曙光。

对于生命本质的超越性追求，是庄子哲学最根本的地方。然而庄子毕竟知道，对于生命本质的超越性追求是以现实的原始生命为根据的，没有现实了的原始生命的存在，对生命本质的超越也便失去了基础，成了虚幻的东西。如果这样，作为一种哲学思想是没有生命力的，因而，很自然地庄子为了不使自己的哲学观点陷入悖论，或者因经不起逻辑的推敲而失去人们对他的信任，于是，庄子使自己的哲学所构建的世界既有生命本质的超越性存在，又有原始生命的勃发，这是一个现实与超现实的共存体，是庄子哲学和其他哲学尤为不同的地方。

一般的哲学为了证实自己所构建的超现实世界存在的真实，总是否定现实世界的存在。尤其是佛教，它所创造的理想彼岸----佛性世界，就是以牺牲既定的现实世界为代价的，佛教宣扬现实世界的空无，“无为万化之前，空为众形之始”。在佛教的经典〈〈不真空论〉〉中，所谓的“不真空”即是指万物没有真实性，虽然没有否定其存在，但万物是虚妄的，不真而空，是不真实的存在。佛教为人们创造了一个神秘的世界，而进入这个世界的唯一手段就是解脱，就是要解除现实世界对于超现实世界的束缚。至于西方的基督教，在造就了一个由上帝主宰的神性世界的时候，固然它没有象佛教那样放弃这个现实世界，但这个现实世界却是被罪恶的迷雾笼罩着，为了人间世界，上帝不得不牺牲自己的独生子来进行拯救。上帝是靠它唯一的手段----神爱来拯救人间的，人们可以用爱来沟通人和神之间的关联，可以在现实世界中以祈祷的方式来忏悔之间的罪过，这种忏悔的过程，不应该离弃现实世界，必须在现实世界中完成，因为现实世界中的罪过必须立足于现实世界才能消除。但我们可以看到，在基督教中神性世界和现实世界毕竟有着深刻的矛盾，现实的人间世界仍然是最终被否定的对象，人们最终会否弃人间世界而达于上帝的神性世界之中。

因此，在众多的哲学中，只有庄子是通过自己特有的智慧，最大程度的调和了两个世界的矛盾，也只有庄子使超现实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取得了最大的和谐，虽然在这个现实世界中固有的某些部分也被庄子排弃了，但庄子所指定的那个现实世界仍是固有的现实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

庄子规定了一个特定的现实世界作为他所追求的超现实世界创造的基础，因此，这个现实世界必得为超现实世界的诞生提供其条件。上面我们已经阐述到了要实现对于生命的本质性超越，庄子是以“自然”的逍遥来达到的，那么按照逻辑的推论，庄子所指定的那个能为超越世界的诞生提供条件的现实世界必将是一个“自然”地创造着的世界，而事实情况也确是如此。

“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 （谢灵运诗）

“露凝无游氛，天高肃景澈。” （陶渊明诗）

“鸟鸣识夜栖，木落知风发。” （谢灵运诗）

“犬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陶渊明诗）

“烟琐日出不见人，唉乃一声山水绿。” （柳宗元诗）

“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 （韦应物诗）

“天无为以之清，地无为以之宁，故两无为相合，万物借化。[20]”在这个世界里，天和地取得了极大的和谐，正是这个和谐的天地容纳了万物的创造，使万物各得其所、各于其位，呈现其自身无知、无乐、无待的原始生命状态，这是真性的显现。虽然这里无人，但人早已用原始生命的触须延伸在其中了，它看起来似乎显得清淡、寂寞，而正是这个清淡显出了玄远和丰富，它是“道”的存储之处，是人间本质的体现者，就在这寂寞之中它为生命播响了快乐之歌。

庄子十分注重自己指定的那个现实世界，所以庄子也就必然地重视这个世界生养着的原始生命本身，因为只有活泼泼的原始生命的加入才使天、地、人成为一个整体而毫无缺憾地存在着，这样，这个天地中朗现的真意也便有了接收的对象。庄子重视原始生命本身，那么对于原始生命的保养必将成为第一要务。

庄子是任何保养生命的呢？所谓生命从纵向来看，无外乎就是时间的堆聚与积累，时间是生命的要素，也是生命的本质；从横向来看，就是活泼泼地存在着的那个动物体，它包括生理机能和精神机能。庄子的保真养性就是从这两方面出发的，虽然这两方面从总体来看仍是相辅相成的，但庄子偏重的是“性”----即精神。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庄子的智慧似乎高于别的哲学智慧，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生命本质的虚无性，正是这种虚无性使庄子耗费了巨大的心力来超越这种虚无而使现实的生命复现了真实的存在，这在前面我已作了阐述。为了实现这种超越，庄子寻找到了生理和精神两种途径。当然，生理只是精神实现的保障。

在生理上，庄子既不是纵欲主义，也不是禁欲主义者，他主张的是按照生理机能自然地去实现。“喜怒通四时，与物有宣而莫知其极。[21]”“行不知所往，处不知所持，食不知其所味。[22]”并不考虑行为的结果，只注重存在的过程和对过程的体念。

在精神上，主张静、虚、纯、真，以柔顺为贵。“纯粹而不杂，静一而不变，淡而无为，动而以无行，此养生之道也。[23]”养生重在养神，提倡“物物而不物于物”，认为“功利、机巧必忘夫人心。[24]”主倡无情，“无情者，言之人不以好恶内伤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如果“汲汲于富贵，戚戚于贫贱，遑遑于功名，皆足以伤身损性。”是养生之大忌，“形虽往而神长存”才能深得养生之精髓。

我们知道，庄子是反儒教的，他反对孔子的“仁、义、礼、知”等社会人伦日用，把它称之为世俗的对象而一概加以否定，认为这是使现实世界产生疵患的原因，而儒家却以“仁，义、礼、知”去消除因为“仁、义、礼、知”而产生的疵患是一种有悖于逻辑的妄想，是不可能解决现实生命所面临的问题的。

在庄子看来，人都有厌恶疵患之癖性，但儒家为人们指引的是一条长满荆棘的道路，正如“人有畏影恶迹而去之走者，举足愈数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离身。[26]”这样的话，莫若“处阴以休影，处静以息迹。[27]”至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对于现实生命所遇到的一切困惑，庄子是以“抱朴守静”的手段去解决的，由于内在的逻辑，必然会使庄子走上反社会、反历史的道路。

亡，是早已规定了的人生的最后一道程序，是在每个生命诞生之时就洞开着的一座殿门，作为每一种人生哲学都不可能回避这个问题，纵然人生哲学都在为现实有限的生命提供其超越亡的途径，但那只不过是一种怜悯的情感和温情脉脉的爱意，是一种对亡的暂时忘怀，因为亡之潮不时地向哲学所筑起的超越之堤岸涌来，其不可挡之势使哲学家们不得不把目光投向被浪击的堤岸，而在众多目光中，我们看到了那束闪烁着的光芒，是何等地悠远和洒脱。那光芒不在别处，它来自遥远了的庄子的瞳仁。

庄子不仅关怀勃发的现实生命，也没有忘记现实生命的终极。庄子以知者的形象时时关注着生命，他看到了现实生命的困苦，从而导致了他独自为现实生命困苦的摆脱开辟一条虽然短暂却也坦荡的道路

简述历史上的文学批评论

刘勰《文心雕龙》的创作目的是反对当时文风的「浮诡」、「讹滥」，纠正过去文论的狭隘偏颇。它在文学批评史上的突出贡献是：

①初步建立了文学史的观念。他认为，文学的发展变化，终归要受到时代及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他在《时序》篇中说：「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并在《时序》、《通变》、《才略》诸篇里，从上古至两晋结合历代政治风尚的变化和时代特点来探索文学盛衰的原因，品评作家作品。比如他说建安文学「梗概而多气」的风貌，是由于「世积乱离，风衰俗怨」而形成；东晋玄言诗泛滥，是由于当时「贵玄」的社会风尚所决定。注意到了社会政治对文学发展的决定影响。不仅如此，他还注意到了文学演变的继承关系。并由此出发，反对当时「竞今疏古」的不良倾向。这些都是十分可贵的。

②分析论述了文学创作内容和表现形式的关系，主张文质并重。在《风骨》篇里，他主张「风情骨峻」；在《情采》篇里，他强调情文并茂。但在二者之间，他更强调「风」、「情」的重要，他主张「为情而造文」，反对「为文而造情」，坚决反对片面追求形式的倾向。

③从创作的各个环节上总结了经验，提出了应该避免的失败教训。他指出，在创作上，作家「神与物游」的重要，强调了情与景的相互影响和相互转化。他还指出，不同风格是由于作家先天的才情、气质与后天的学识、习染存在着差异的结果。针对当时「近附而远疏」、「驰骛新作」的风气，他提出了继承文学传统的必要，论述了文学创作中「新」、「故」的关系。此外，他对创作中诸如韵律、对偶、用典、比兴、夸张等手法的运用，也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

④初步建立了文学批评的方法论。在《知音》篇里，他批评了「贵古贱今」、「崇己抑人」、「信伪迷真」、「各执一隅之解」的不良风尚，要求批评家「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与此同时，他还提出了「六观」的批评方法：一观位体，看其内容与风格是否一致；二观置辞，看其文辞在表达情理上是否确切；三观通变，看其有否继承与变化；四观奇正，看其布局是否严谨妥当；五观事义，看其用典是否贴切；六观宫商，看其音韵声律是否完美。这在当时是最为全面和公允的品评标准。

《文心雕龙》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和文艺理论的发展史上具有巨大的奠基意义和深远的影响，是一份十分宝贵的遗产，受到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理论工作者越来越多的注意和重视。在中国，对《文心雕龙》的研究、注释、翻译著述颇多。现存版本有影元至正本、《四部丛刊》影印明嘉靖本，另有今人范文澜《文心雕龙注》、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文心雕龙校注拾遗》、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王利器《文心雕龙校证》等。

1 文章修辞方面

传统修辞学分为消极修辞和积极修辞两大方面：消极修辞包括语音修辞——讲究平上去入、阴阳清浊、音节对应、叠字双声、合辙押韵；语汇修辞——在同义近义词语中，作适合语境的意义选择与搭配选择、作适合感情和语体的色彩谐调选择；语法修辞——在同义表达中，对句式的长短整散、主动被动、肯定否定、常式变式、陈疑祈叹等作最适合语境的恰当选择；篇章修辞——文章的酝酿构思、选材布局、情感事理、风格详略、修改评析等。积极修辞——特指经过长期修辞实践而形成的固定而公认的修辞格。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对这两方面都有精当而深刻的论述，尤其对消极修辞的论述，不仅论及文章技巧，而且深入到心理活动和思维规律与语言生成关系的层面，不仅当时直至今天也仍有重要指导意义。

汉字以建筑式方形结构为独立个体单位，一个个体单位为一个音节，音节又多具备阴阳上去不同调值，这种特点，为汉语语音修辞提供了有利条件。

在语音修辞方面，刘勰没有沿习名人沈约的“八病说”，而着重提出了“飞沉”问题、“双声叠韵”问题。

在《神思》中，刘勰就提出了“寻声律而定墨”的主张，在《声律》中又说：“凡声有飞沉，响有双叠。双声隔字而每舛，叠韵杂句而必睽；沉则响发而断，飞则声飏不还。”意思是字调有阴阳清浊平声仄声之分，词之声韵之中有双声叠韵之别。（当时平仄之说，故以飞沉言之。此前借用音乐术语宫商角徵羽指称声调高低。《文镜秘府论》讲到调声三术：指出宫商是平声，徵是上声，羽是去声，角是入声，上去入是仄声。此处飞指阴清，平声；沉指阳浊，仄声）阴阳清浊之字，应平仄穿插交替，若连用仄声，就有声气沉沉欲断之觉，若连用平声，又有声气升飏飘飘不降之感。（如曹植《美女篇》：罗衣何飘飘，轻裾随风还，潘岳《悼亡诗》：望庐思其人，入室想所历）而双声叠韵之词，必须连用，若两词之间插入他字，或将一词分用于相邻两句，则会造成“吃文”——拗口的毛病。这确为卓见，诸多绕口令不都是故意运用这种穿插而造成“必睽”之“吃文”嘛。一旦产生了这种毛病，则须“左碍而寻右，末滞而讨前”，“则声转于吻，玲玲如振玉，辞靡于耳，累累如贯珠矣。”刘勰认为，作韵易而选和难——异音相从谓之和——平仄声调配合得当叫和谐，同声相应谓之韵——相应位置上同韵字遥相呼应叫押韵。足见刘勰不但非常重视而且准确把握了汉字汉语的语音特点，对语音修辞在理论上作出了可贵贡献。如何用韵，《章句》有论：“若乃改韵从调，所以节文辞气，……然两韵辄易，则声韵微躁，百句不迁，则唇吻告劳妙才激扬，虽触思利贞，曷若折之中和，庶保无咎。”折中的主张，是符合声韵运用美学的。

2.语汇修辞方面

在语汇修辞方面，刘勰提倡慎重遴选词语。

《指瑕》凡举用词四疵，皆碍美文。——陈思之文，群才之俊也，而《武帝诔》云：‘尊灵永蛰’；《明帝颂》云：‘圣体浮轻’，浮轻有似于蝴蝶，永蛰颇疑于昆虫，施之尊极，岂有当乎！——以指称微小虫豸之词而施于尊长，确属搭配对象失误。

潘岳为才，善于哀文，然悲内兄，则云感口泽，伤幼子，则云心如疑。礼文在尊极，而施之下流，辞虽足哀，义斯替矣。——感口泽只能用来唁念辞世的母亲，心如疑只能用来悲悼故去的父亲，——潘岳用其哀挽同辈和小辈，分属词义运用错误、搭配对象错误，又是感彩分配失当。

所举另两种瑕疵，有左思反对孝道的思想错误和崔瑗把虞舜误比不出名的李公，虽属思想和比类之误，然毕竟要通过遣辞用语表现出来，归为语汇修辞亦非不当。

语汇修辞中，还涉及用字，刘勰在《炼字》提出用字“四要则”：……是以缀字属篇，必须拣择：一避诡异，二省联边，三权重出，四调单复。诡异，生辟险怪之字，如汹呶；联边，相同偏旁之字，如峥嵘；重出，同字相犯即同一个字在句中重复使用；单复，字形肥瘠笔画多寡。——仔细想来，均有道理：读文时遇诡异之字，犹赤足行于怪石每现之途，必耗神费力坏心绪；联边相集，如寄寓客家牢守寒窗空寂寞，迷途远避退还莲迳返逍遥之类，也会呆板乏目；重出之弊，字之音形无不单调乏味；字形肥瘠笔画多寡如若不加调配，则会或失之于纤疏，或失之于垒重。无怪刘勰叹曰：故善为文者，富于万篇，贫于一字，一字非少，相避为难也。

语法修辞部分，刘勰在《章句》中提出了要按内容安排章句和按情韵安排章句的主张。按内容，要“控引情理，送迎际会”即根据表达的情理，有时枝蔓扶疏旁征博引，有时紧扣题旨不蔓不枝；据情韵，则“若夫章句无常，而字有枚数，四字密而不促，六字裕而非缓，或变之以三五，盖应机之权节也。”刘勰主张，句式的选择上，用长用短，或长短穿插，整散结合，完全要符合情韵需要，情韵急，少音节短词句，情韵缓，可用舒曼之长句，情韵起伏跌宕，则可长短并用整散结合，以收荡气回肠之效。

3.篇章修辞方面

刘勰修辞美学最为璀璨的部分，在篇章修辞。

重涵养，立风格。《体性》之体，文章体貌，《体性》之性，人之性情，《体性》即论文章风格和作者个性的关系。文有“八风之议”即穷列文章八种风格——一曰典雅、二曰远奥、三曰精约、四曰显附、五曰繁缛、六曰壮丽、七曰新奇、八曰轻靡。又据不同标准分为四组：思想内容——雅与奇反，情理义蕴——奥与显殊，题材表达——繁与约舛，体象气韵——壮与轻乖。凡为文者，均望尽快形成自己独特风格，刘勰指出文章风格和作者涵养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夫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盖沿隐而至显，因内而符外者也。然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并性情所烁，陶染所凝，是以笔区云谲，文苑波诡有矣。故辞理庸俊，莫能翻其才，风趣刚柔，宁或改其气，事义浅深，未闻乖其学，体式雅郑，鲜有反其习。各师成心，其异如面。”由是观之，文如其人，理应不错。作者的内心情理外化为语言文章，作者的才学、气质、性情、习惯所陶染而成的个性，必然盈溢为文章风格。因此，要熔铸自己独特文风，必须注重修养才学，涵性怡情完善个性品质。无怪刘勰在《神思》中提倡“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脏，澡雪精神；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绎辞。”也只有如是，才有助于文章风格的形成。

文章有风格，更有风骨，才煽情动人，辞采焕然。什么是风骨呢？“《诗》总六义，风冠其首，斯乃化感之本源，志气之符契也。是以怊（ch o悲愤）怅述情，必始乎风，沉吟铺辞，莫先于骨。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简言之，风就是充盈于作品中的情志和才气，是感化的根本力量。骨则是切中肯綮、言简意赅、恰如其分、流畅和谐的语言。风骨指向了感人才情和生动语言的修辞美学。要使文章含风树骨，则须“练于骨者，析辞必精，深乎风者，述情必显。”刘勰还进一步指出有无风骨对文章的不同效果：“捶字坚而难移，结响凝而不滞，此风骨之力也。若瘠义肥辞，繁杂失统，则无骨之徵也。思不环周，索莫乏气，则无风之验也。相如赋仙，（作《大人赋》）气号凌云，蔚为辞宗，乃其风力遒也。” 如是观之，白居易“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之论，与刘勰风骨之议，均为至言也！

感人的才情和生动的语言固然重要，但一定要为情而造文，而不要为文而造情。要写真情实话，不要假意虚言。“夫铅黛所以饰容，而盼倩生于淑姿；文采所以饰言，而辩丽本于情性。”刘勰之论，对匡正无病呻吟、言不由衷、矫揉造作、空假俗媚之流，不啻当头棒喝警钟长鸣。

重熔裁，明隐秀。文章长短、内容详略、语意显隐、精警庸凡，亦为文之必虑。《熔裁》指出：“规范本体谓之熔，剪裁浮辞谓之裁。裁则芜秽不生，熔则纲领昭畅。”简言之，熔是炼意，提炼中心，裁是炼辞，锤炼语言。因为“凡思绪初发，辞采苦杂，心非权衡，势必轻重。”所以，刘勰提出了“三准论”—— “是以草创鸿笔，先标三准：履端于始，则设情以位体；举正于中，则酌事以取类；归赊于终，则撮辞以举要。然后舒华布实，献替节文（献：可，替：否。即根据需要调节文字），绳墨以外，美材既斫，故能首尾圆合，条贯统序。若术不素定，而委心逐辞，异端丛至，骈赘必多。故三准既定，次讨字句。句有可削，足见其疏，字不得减，乃知其密。”“三准论”提出了写好文章的三部曲、三准则：首先根据情理确定文章体裁；其次分析素材遴选典型题材；再次简言要义提纲挈领。然后加工润色，处理详略，条贯首尾，敲定全文。

语意显隐、精警庸凡，义涉隐秀。《隐秀》云：“夫心之动远矣，文情之变深矣，源奥而派生，根盛而颖峻，是以文之英蕤，有秀有隐。隐也者，文外之重（ch ng）旨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隐以复意为工，秀以卓绝为巧。斯乃旧章之懿绩，才情之嘉会也。”今日言之，隐即弦外余音，秀即篇中警语。文章浅白直露固无余香满口，通篇俗语庸言亦难振聋发聩。文有余音，犹“石韫玉而山辉，水怀珠而川润”；篇纳秀语，似月依日而夜明，树沾春而林翠。

文章秀句，或自出锦心，或得益援引。《事类》认为：无论是“引古事而莫取旧辞”的化用暗引，也无论“取旧辞万分之一”的择要精引，还无论“颇酌诗书传记”的综采博引，只要是为“以其据事类义，援古证今”，则无可指责。而《指瑕》认为：“若掠人美辞，以为己力”，则“宝玉大弓，终飞其有。全写则揭箧，傍采则探囊。然世远者太轻，同时者为尤矣。”由是观之，刘勰并非反对引用，而是反对抄袭。引用乃明借，旨在助己之文，抄袭是明抄，旨在当己之章。全抄无异开箱抢劫，小抄亦如掏腰绺窃，抄袭前代的贼味稍轻，同代相窃则堪堪致罪了。

评析

透过鉴赏论的有关内容，也可看出刘勰篇章修辞的观点。他在《知音》中指出鉴赏作品要从两大方面六项内容入手，提出了“六观说”——是以将阅文情，先标六观：一观位体（即体裁情志），二观置辞（即铺饰辞采），三观通变（即通古变今适应时代）四观奇正（即语言态势是雅正通畅还是奇诡怪诞），五观事义（即据事类义，指典型题材）六观宫商（即调声协律，安排语调辞气）。斯术既形，则优劣见矣。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以上六观，位体、通变、事义属于作品内容，置辞、奇正、宫商属于作品形式。从上论看出，只有从内容到形式作通盘考虑，这六个方面都熨烫妥帖恰到好处，才可以使文章“譬春台之熙众人，乐饵之止过客”。

在积极修辞即辞格的运用方面，刘勰也予以了诸多观照。《丽辞》专讲对偶，将对偶分成相容的两组四种——以内容分，言对、事对为一组；以意义分，正对、反对为一组。言对事对各有反正，两组互相包容。在具体运用方面，刘勰指出“碌碌丽辞，则昏睡耳目。必使理圆事密，联璧其章。迭用奇偶，节以杂佩，乃其贵耳。”

刘勰生活在殊重骈俪的时代，本人又对其青眼有加，一部洋洋大观的《文心雕龙》，通体骈俪为文，足证其爱。故所倡之法，可谓独得神髓，深谙三昧 ——骈散间出，方显错综之美，长短杂用，乃有灵动之活。

《夸饰》专讲夸张。刘勰没有像今天这样从形式上将夸张分为扩大式、缩小式、串前式等加以研究，而是抓住夸张得是否合乎事义情理这一关键，将夸张分为两类并指出其不同效果：“然饰穷其要，则心声蜂起，夸过其理，则名实两乖。”——如果夸张得合情理得神髓，就会引起强烈共鸣，反之，就会违背事实不合情理。

今天，我们如果面对这样的夸张——“麦秸粗粗像大缸，麦芒尖尖到天上。一片麦壳一片瓦，一粒麦子三天粮。秸当柱，芒当梁，麦壳当瓦盖楼房，楼房顶上写大字，社会主义大天堂。”“玉米稻子密又浓，遮天盖地不透风。就是卫星掉下来，也要弹回半空中。”——谁能不深切地感到刘勰所论，切中要害而又至关重要呢！

此外《比兴》讲到比喻，《事类》讲到引用，都有不刊之论。兹不赘述。

刘勰能在距今1500余年之遥，提出这如许之多的至今难超其苑囿的精辟修辞理论实为难能可贵。其修辞之论，既有理性的阐释，又有言证、事证，既涉文章内容形式，又关作者思维、气质、涵养、才情。他能从美才、美德、美情与美辞美文的关系方面，阐释情动而辞发、因内而符外的修辞美学观，他承认“物色之动，心亦摇焉”，“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睹，故辞必巧丽”，尽管当时还没有堂皇的辩证唯物主义之说，然而在今天看来，这完全符合这种观点。在这种观点指导之下，他从内容决定形式的认识出发，建立了系统的剖情析采理论，他从历史唯物主义和现实唯物主义的认识出发，提出了“时运交移，质文代变”，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这种选择继承、据时创新的修辞观，这种服务于时代的“时文”修辞观，时至今日，也是必须遵循的一条修辞美学原理。《文心雕龙》体大思精，深文周纳，拙文仅就修辞而蜻蜓点水，掠影浮光。若成引玉之砖，亦幸遂微愿矣。

《文心雕龙》

《文心雕龙》共十卷，五十篇，分上、下部，各二十五篇，包括总论、文体论、创作论、批评论四个主要部分。上部，从《原道》至《辨骚》的五篇，论 “文之枢纽”，阐述了作者对文学的基本观点，是全书的纲领和理论基础。从《明诗》到《书记》的二十篇，以“论文序笔”为中心，每篇分论一种或两三种文体，可称是文体论。下部，从《神思》到《物色》的二十篇，以“剖情析采”为中心，重点研究有关创作过程中各个方面的问题，是创作论。《时序》、《才略》、《知音》、《程器》等四篇，从不同角度对过去时代的文风，作家的成就提出批评，并对批评方法进行专门探讨，可称是文学史论和批评鉴赏论。下部的这两个部分，是全书的精华所在。最后一篇《序志》说明自己的创作目的和全书的部署意图。《文心雕龙》从内容上说虽然分为四个方面，但理论观点首尾一贯，各部分之间又互相照应，体大思精，具有严密的体系，在古代文学批评中是空前绝后的著作，是我国文学理论遗产的瑰宝，对于我们现在从事于文学创作、文艺批评等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对于研究由上古至南齐以前我国文学的发展，更是不可或缺的依据，值得我们重视和好好研究。其成就是杰出的、空前的、是举世公认的。

然而，由于刘勰身名未显，当时的学术界还不大知道他，《文心雕龙》问世后，这部心血的结晶却得不到文坛的重视，名流的首肯。当时沈约名高位显，在政界和文化界都具有重要的地位，刘勰想首先取得他的承认，却没有机会接近他。一次，刘勰把书背着，像一个卖书的小贩似的，在大路边等着沈约。当沈约坐车经过时，便拦住了他。沈约好奇地把《文心雕龙》拿来阅读，立即被吸引，认为此书“深得文理”（《南史·刘勰传》），大加称赏。后来又常常把《文心雕龙》放在几案上随时阅读。经过沈约的称扬，刘勰的名气才大起来，《文心雕龙》终于在士林中传播开来。同时，三十八岁的刘勰，也告别了居留十多年的定林寺，“起家奉朝请”，踏上了仕途。

刘勰所撰《文心雕龙》五十篇，是我国古代第一篇文学批评著述。他主张文学作品应有“风骨”（充实的内容）、华美的形式（文采），并提出文学批评的六条标准（“六观”）及其必须具备的修养，系统阐述先秦以来文学批评理论，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语文教学方面的论文

一．情境教学的教学模式

所谓情境教学，是指在教学过程中，依据教育和心理学的基本原理，根据学生年龄和认知特点的不同，通过建立师生间、认知客体与认知主体之间的情感氛围，创设适宜的学习环境，使教学在积极的情感和优化的环境中开展，让学习者的情感活动参与认知活动，以期激活学习者的情境思维，从而在情境思维中获得知识、培养能力、发展智力的一种教学活动。由此，我们也能清楚看到，情境教学模式既不同于教育学，亦不同于教学论，它仅仅是依据教育学、认识论、心理学和教学论原则，在认知活动中充分开发非智力因素，从而实现愉快教学的基本教学模式。

1．引入情境，在探究的乐趣中诱发动机。

因为儿童的学习动机更多地被感情驱使，所以情境教学强调在连续动态的情境中不断地维持、强化儿童的学习动机，促进学习动机与情境之间持之以良性的互动。

2．凭借情境，在审美的乐趣中丰富感受

情境教学提出了“强化感受、淡化分析”，即“通过优化情境，引导儿童从感受美的乐趣中感知教材”。美感教育是情境教学原则的一个重要方面，它可以分为以下四个环节：（1）带入情境，感知美的表象；（2）分析情境，理解美的实质；（3）再现情境，表达美的感受；（4）驾驭情境，诱发审美动因。而这些环节都是离不开具体的审美感受的。

3．融入情境，在体验的乐趣中陶冶情感

情境教学是一种创设典型场景，激起儿童热烈的情绪，把情感活动与认知活动结合起来的一种教学模式。这里所说的情感活动体现在多个方面，如（1）教师与学生之间。情境教学主张教师对儿童倾注真情，以敏锐的洞察力去触及儿童的情感领域，从而建立起亲和的师生关系，渲染一种温暖和谐的、可以信赖的、充满自信的、无拘无束的情境。教师首先必须通过一种移情作用，设身处地地感觉体验，回归到儿童的情感状态，用“儿童的眼睛看世界”，这样才能产生“以情动情”的移情效应。（2）学生与教材之间。教材对学生的吸引力直接影响到学生的学习兴趣，所以在学生与教材之间建立起美妙的情感是非常重要的。在语文情境教学中作出突出贡献的李吉林曾总结出这样的情感推进的发展模式：在初读课文，激发动机中-入情；在感受课文描写的形象中-动情；在领悟课文语言的神韵中-移情；在表情朗读、语言训练中-抒情。（3）学生与学生之间。由于情境的优化，学生与学生之间，友爱亲密。他们在亲、助、乐等人际情境中相互切磋、合作互助、取长补短，培养了团队意识、合作精神、交往能力，这就为学习语文提供了良好的情感氛围。

4．优化情境，在活动的乐趣中增长力量

在教学过程中让儿童活动，并不是追求形式的生动，而是让儿童通过自身的活动，充实教学内容，丰富教学形式，让儿童在乐中学，趣中学，活中学，坐中学。既然如此，将活动贯穿于教学过程，就不能游离于教学内容之外，而要突出教材重点，针对教材特点，具有鲜明的学科特点，与能力训练相结合，从而加强

基础。语文教学中的训练强调操作情境中的基础训练，它包括以词句为主的基础

训练、加强应用为目的的整体训练和结合感知为媒介的思维训练。

5．营造情境，在创造的乐趣中展现个性

传统的教学不恰当地造成大脑左半球接受过度教育，结果因教学抽象概念化，缺乏形象与情感而影响右脑的激活、兴奋，造成压抑，甚至损伤儿童的创造才能。这是教学领域长期以来注重认知，忽视情感而造成的带有普遍性的问题。而情境教学通过情境的创设营造，能最大限度地开发和利用右脑，对儿童创造力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具体表现为：（1）激发情感。激励、唤醒、鼓舞学生，殷切地期待学生，坚信学生一定会成功，是真正引导儿童开启智慧大门的闪光的金钥匙。因为学生会从教师的爱中获得信心，获得力量。这种信念往往转化为一种积极向着教学目标的驱动力。（2）训练感觉。创造在某种意义上是形象思维的产物。形象越是鲜明丰富，感觉越是敏锐，右脑越是兴奋，形象思维活动就越是活跃。实践证明，感觉的训练，使儿童对周围世界日渐留心敏感，因而拓宽了他们进一步认识世界的通道，并成为他们的创造力发展的重要基础。（3）培养直觉。右脑的激活十分有利于直觉的培养，而无意识的直觉可以说是一切发现的源泉。

6．拓宽情境，在认识周围世界的乐趣中开阔视野

为了更好地发挥周围世界在儿童发展中的源泉作用，情境教学提出以下原则：由近及远，逐渐拓宽；渐次认识，螺旋上升；由表及里，启迪智慧；陶冶性情，涵育人文素质。

二．创设情境的方法

情境创设是一个提供各种形式的刺激信息，引起心理反应或活动的过程，它不是教学过程的自然伴随物，而是教师主动设计的产物。它要求教师以实际行动关心全体学生成长，深入了解他们的生活习惯、兴趣爱好和学习特点，建立深厚的师生感情，让学生“亲其师，信其道”。在教学中努力做到以充沛的感情、专治的精神、丰富的想象、生动的语言、高度的概括力，从各方面感染学生。使学生耳濡目染，激发起学好语文的情感。在此基础上，依据教材的内容和所教学生的层次创设问题情境。常用方法有：

1．联系生活展现情境

生活是文章的唯一源泉，一切文章都是彼时彼地的生活在作家头脑里反映的产物。以文章为例子，要培养学生正确理解和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能力，就必须“披文入情”、“沿波讨源”。也就是说，要引导学生认识、了解作者在文章中反映的生活，而后才能知道作家立意、选材、谋篇、运用语言的高明，才能领略作者在文中表露的感情，进而受到真、善、美的熏陶。所谓联系生活展现情境，就是把教材中所写的生活与学生的生活，通过创设情境沟通起来，打开学生的生活库藏，强化他们的体验，增进对文章的理解。古人读书“虚心涵泳，切己体察”就是这个意思。

2．运用实物演示情境

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这是人们认识客观事物的一条规律。运用实物演示情境，正是从这一认识规律出发的。一般知识性课文中涉及的物体，对学生来说是陌生的，实物一出示，儿童便豁然领悟。实物演示既可以由老师展示，也可

以由学生自己展示。如在上《黄山奇石》一课后，让学生把自己参观风景名胜拍下的照片，带进课堂，让学生一边展示自己的照片，一边向大家介绍自己游览过的景点。这样，不仅丰富了学生的生活体验，同时也锻炼了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

3．借助图画再现情境

文与画是相通的，因此，借助图画再现课文情境，可以把课文呢具体化、形象化，收到“一图穷千言”的效果。在图画面前，学生看得清楚，感受得真切，从画的颜色、明暗中不仅能迅速立体地感知课文内容，易于接受和理解，涵养美感，同时也能体会到作者把图画变成语言文字的高明以及依文绘图的创造性。在运用图画再现情境时，教师要加以指点和启发，以引导学生认识的方向性；同时还要由感情地讲述，便于学生充分感受形象，进入情境。

4．播放音乐渲染情境

音乐是一种诉诸人的听觉，启动人的联想和想象的一门艺术。音乐通过对乐音有组织的安排构成艺术形象，反映社会生活，表达人的思想感情。同时，音乐是作曲家心灵的倾诉，情感的流淌，所以音乐最能调动人的情感，抚慰人的心灵，渲染情境，创造气氛。如果能把音乐语言与语言文字沟通起来，教学就能真正实现调动学生的听觉、视觉等器官，在这种联觉的通感中，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5．扮演角色体会情境

为了使教学情境真切地再现在学生面前，教师可指导学生如同演戏那样扮演课文中的角色，让学生站在该角色的立场上深入课文讲述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想所感。由于学生的心理位置换成了课文中人物的心理位置，这样，不仅能把教材内容迅速形成表象，同时还能很快地进行理解。

扮演角色体会情境，有四种做法：（1）进入角色。让学生带着强烈地感情阅读课文，体会课文中各种人物的思想感情。（2）分角色朗读。这样的阅读，可以让学生听到教材中各种人物的不同声音，虽未见其人，却已闻其声，增进对课文的理解。（3）直接表演。课文中选编的戏剧，可组织学生装扮成剧中人，在分角色朗读的基础上进行表演，如《白毛女》（选场）、《屈原》（节选）等，让学生在表演中体会人物的性格特征。（4）改编课本剧。根据课文编写剧本，然后让学生进行表演，同样不失为语文教学的一种方法。

6．锤炼语言描绘情境

前面所说的五种方法，无论哪一种都必须依靠教学语言来实施，如果离开了教学语言，就不能创设教学情境，即使有了某种情境，也不能发挥教学作用，实现情境的价值，所以说教学语言是创设教学情境的基础。随着年龄的增长，思维能力逐渐增强，如果只靠直观性的教学情境，则容易使教学简单化、表面化，不利于学生抽象思维的培养与训练，也不能激发学生强烈的求知欲，满足学生对真善美更高层次的追求。从这一点来看，我们也必须重视教学语言的作用。教师的本领归根结底就在教学语言上，教学艺术最后也体现教学语言中。运用教学语言，从内容方面看，要做到准确美、简洁美、理趣美；从形式方面看，要做到修饰美、风格美、态势美。

7．教学情境的优化

在创设教学情境中，我从不同角度介绍了六种创设方法，但在实际操作中，

要求最优化，提高教学效率，则不能各执一端，需要从实际出发，灵活地综合地运用这些具体方法。

总之，在语文教学中运用情境教学是能够大大提高教学效率的愉快教学。教师应该熟悉情境教育的教学模式，熟练而恰当地运用各种情境创设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他们的学习能力，提高他们的智力水平。

诗词吟诵八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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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诗与歌关系十分密切。

歌，咏也。《说文》注：“歌者长引其声以诵之也。”《礼记·月令》章句：“乐声曰歌”。诗文可歌者，即以歌为名。例如：《击壤歌》、《大风歌》等是。作诗亦可谓作歌，《诗经·陈风·墓门》：“歌以讯之”，笺：“歌谓作此诗也”。

关于歌谣一词，《诗经·魏风· 有桃》：“我歌且谣”。《传》：“由合乐曰歌”。今通称民间歌曲曰“歌谣”，故曰：“有诗必歌”。今人常以“诗歌”二字连在一起而成一个名词，由此可知诗与歌是分不开的。

古代的诗，都配乐吟唱的，司马迁说：“诗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吟唱是一种表现艺术；吟唱是一种传播方式；吟唱是一种创作过程。因为创作、评论、吟唱，被认为振兴中华诗词的三只翅膀。唯有创作乃能繁荣，唯有评论乃能鉴别，唯有吟唱乃能传播。常言道：“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能吟”。吟诵艺术是文学、音乐、语言的综合体，是文化之起源的一项重要因素，它在中华文化传统中的地位是源远流长的。

早在《周礼春官》中就有吟诵的记载。它说：“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郑玄注：“背文曰讽，以声节之曰诵。”《说文解字》 “言”部段玉裁注：“诵……为吟咏，以声节之。”（即有一定的旋律、节奏的意思。）清·王筠《说文句读》“吟”字注：“古义吟，咏叹也。”《庄子》中有“倚树而吟”之句。《楚辞·渔父》：“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由此看来至少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已经有了吟诵。及至后世，有关吟诵的记载那就更多了。如《世说新语·文学篇》就有一则吟诵的佳话。说镇西将军谢尚舟行时，闻江渚船上有咏诗声，“甚有情致”，遂邀咏者贫士袁宏相见（袁宏所咏为其自作的《咏史》诗，“声既清会，辞文藻拔”云），“谈话申旦”，袁宏“自此名誉日茂”了。

南朝时，杰出的文学理论家刘勰就在《文心雕龙》中多处提到了吟咏，如：“声画妍蚩，寄在吟咏；吟咏滋味，流于字句”（《声律》篇）；“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神思》篇）；“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明诗》篇）；“吟咏所发，志惟深远；体物为妙，功在密附”（《物色》篇）。同时代的钟嵘在《诗品·总论》的开端也写道：“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

唐代诗人关于吟咏的诗句极多。李白：“登舟望秋月，空忆谢将军（谢尚）。余亦能高咏，斯人不可闻。”“昨夜谁为吴会吟？”，“饮君酒，为君吟。”……杜甫：“诗罢闻吴咏，扁舟意不忘。”“新诗改罢自长吟。”“此身饮罢无归处，独立苍茫自咏诗。”贾岛：“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三月正当三十日，风光别我苦吟身。”

清代《聊斋志异》中有一篇以吟诵为“媒妁”的浪漫爱情故事《白秋练》。故事中说化成“倾城之姝”的水族白秋练，因倾慕吟诵家慕生之“音节铿锵”的吟诵，以至“结想至绝眠餐”，终成眷属。清代浙西词派之翘楚、著名“诗魔”厉鹗，为诗倾注了毕生的心血。“尝曳步缓行，仰天摇首，虽在衢巷，时见吟咏之意，市人望见遥避之，呼为‘诗魔’”。正由于如此执着和痴迷，才能在诗词创作方面独辟蹊径，别树一帜，成为浙派一支的创始人；亦正为如此，才能主持江、浙吟坛三十余年之久，而延誉千秋。许广平回忆录里说鲁迅先生写作之余总会音韵铿锵地吟诵传统诗，难怪他诗写得这么好。老舍先生的儿子舒乙近年在北京办了一个封闭式的私塾，用古声韵读诗文。他说，中国人丢掉了古声古韵，无论在诗和文方面都不会达到前代文学家的境界。

当代著名诗人林从龙，毕生保持吟诵的习惯，不管读自己的诗或看别人的诗，出口便是吟咏。我与他交往多年，从来没有看见他把诗来“读”。2003年春节前夕，我爱女不幸遭车祸而殁。我边哭边吟，一天半时间写成《哭女》十首。这十首诗是真正“吟”出来的，人赞为真情之作。

这说明边写诗，边吟诵可以帮助您写好诗，词句感不感人？流畅不流畅？平仄音韵是否协调？一吟就明白了。

当前，遗憾的是，象林从龙先生一样痴迷于吟咏的人实在太少了。近些年，不断涌现了许多诗词组织，各种诗词报刊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但对吟诵仍然不够重视。如今读诗词，却变成了“看诗词”，“吟诗”云者，不过是看诗的代名词，“吟坛”几乎成了“看坛”。作为格律诗之精髓的听觉因素，在很大的程度上被排除了。这样下去，华夏优秀的国粹吟诵艺术将趋泯灭，甚至有失传的危险。王力先生说过：“诗写下来不是为了看的，而为了‘吟’的”。（《诗词格律十讲》）。如果您只会写诗、看诗、读诗，随便您水平多高，您就不是一个完整的诗人。或叫“半个诗人”。所以，我们要大声疾呼：莫把吟坛变“看坛”，一定要学会吟诵。那么如何“吟”呢？

吟诵的方法可以说南腔北调，百花齐放。传统的吟唱是一种似读非读，似唱非唱的古老的艺术形式；是一种有节奏、有声调，却无专谱的吟唱方法。现在，我根据个人吟诵的经验，并参考有关资料，概括成《诗词吟诵 “八法”》（实际上是八个要点），兹分述于下：

一、? 掌握诗的节奏（节律），懂得句读。

在汉语口语（说话、朗读、吟诵等）中，把应连续或紧密地发生在一起的音称之为汉语的节奏单位。节奏和节奏结构是一种口语语音的特征，只有在口语中，说话时才能真正的体现出来。违反了正确的节奏，则不能正确的表达我们的思想。例如标语“行路人等不得在此大小便”，正确的节奏结构应为：

行路人等━不得━在此━大小便

如果把它的节奏划成

行路人━等不得━在此━大小便

则将意思完全弄反了。

口语语音节奏的划分依据是汉语的意义单位和意义结构。但对格律诗而言，则有所不同。因为格律诗本身预先已具有自己的节奏结构要求。这就要求诗句的意义结构要反过来符合节奏结构（节律）的要求。诗句的意义结构必须与节奏结构（节律）相吻合。五、七言的节奏结构（节律）各有三种：

七言句如：

① 王师━北定━中原━日。

一二、三四、五六为两字一结构，七为单字一结构。

② 两个━黄鹂━鸣━翠柳。

一二、三四、六七为两字一结构，五为单字一结构。

③ 山外━青山━楼━外━楼。

一二、三四为两字一结构，五、六、七为单字一结构，亦可三字一结构。这就是说，一与二，三与四不能分开；二与三，四与五不能相连。一与二，三与四的节奏间隔，不能大于二与三，四与五的节奏间隔，否则就违反了节律。这就是说，凡是遇到意义结构违反格律诗节律的句子，只能按诗的节奏结构来读，不能按意义结构去读，举例如下：

意义结构节奏结构

为━他人━作━嫁━衣裳应读成为他━人作━嫁━衣裳

于━无声━处━听━惊雷应读成于无━声处━听━惊雷

二十年━沉━沧海━间 ?应读成二十━年沉━沧海━间

独向━青龙寺━看山应读成独向━青龙━寺━看山

五言句如：

①欲穷━千里━目

一二、三四为两字一结构，五为单字一结构

② 一岁━一━枯荣

一二、四五为两字一结构，三为单字一结构

③ 离离━原━上━草

一二为两字一结构，三、四、五为单字一结构。

碰到意义结构不符合节奏结构时，必须按节奏结构读。举例如下：

意义结构节奏结构

作━不如━不作 ?应读成 ?作不━如━不作

笔与泪━俱落应读成 ?笔与━泪━俱落

明白了律诗节奏结构后，就懂得句读了。所谓“句读”，是指会断句，会分出句中的小停顿。如：黄庭坚的《竹枝词》：

浮云━一百━八盘━萦，

落日━四十━八度━明。

鬼门━关外━莫言━远，

四海━一家━皆━弟兄。

其中“一百八”、“四十八”、“鬼门关”、“四海一家”等词语，诵读诗都须要跨节奏单位来读。

二、? 平长仄短

前面所讲的节奏，是吟诵的“骨架”，对吟诵起着关键性的“支撑”作用。影响节奏的是声调、词组（音步）、顿歇、语调（重音）等各项因素。节奏之最重要的本质，是一定长度的“时隔”（或称“顿”）的回复、再现，从而形成了若干个节奏单位（单字或多字为单位）。诗文中每一个节奏单位，其单字或末一个字叫“节奏点”。我们吟诵诗词，首先必须认清节奏点，而后必须将节奏点进行特殊处理。节奏点要放在哪里，其实就是划分词组或音步的问题。传统的吟诵偏重于“音步”，通常遵循“平长仄短”的原则，即节奏点的字如果是平声，就要吟得长些；如果是仄声就得吟得短些。

五、七言诗句，两字一拍，末尾一字为一拍。平声的韵字可稍微延长，以作为一句的尾声，仄声韵脚不延长。

五言诗句的第二、第四字如为平声，可适当延长。七言诗句的第二、四。六字是平声，也需适当延长。

词的分阙处要有较长的停顿。

诗的吟诵规律可概括为两种形式：

1、平起绝句

除韵脚字必须长吟外，其长吟处应在二四四二字，即第一句的第二字，第二、第三句的第四字和第四句的第二字上。如杜牧《夜泊秦淮》：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

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2、仄起绝句

除韵脚字必须延长外，其长吟处应在四二二四字，即第一句第四字，第二、三句的第二字，第四句的第四字上。如刘禹锡的《秋词》：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宵

如果是律诗或排律，就按上述方法循环。如遇折腰（叫阳关体、顺风调）等变体调，就要改变节奏形状。如王维《谓城曲》：

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

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这就成为二四二四式，因为第三句失粘造成的，掌握平长仄短的规律，不仅适用于诗，词也同样如此。

三、? 抑扬顿挫

前人诵读诗文，从来就有“抑扬顿挫”配合的原则。

所谓“抑”，指有时候读得低沉；“扬”，指有时读得高昂；“顿”，指必须有间歇停顿；“挫”，指有些字要重读。关于“扬”和“挫”，北宋诗家陈师道说过：“善吟古诗者，点缀一二好字，高唱起而知其意所在矣。”（《赠王聿修商子常》）

兹举例如下：

“━━━”表示停顿。 “┉┉┉”表示停顿延长。 “┃”表示间歇。?“．”表示重读。 ?“△”表示高昂。 ?“↗”表示升调。 ?“↘”表示降调。

荆轲《渡易水歌》

风┃萧萧┃兮┉┉┉易水寒 ↗ ┉┉┉，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 ┉┉┉。

岳飞《满江红》?

怒发━━━冲冠 ↗ ，凭阑┃处、潇潇┉┉┉雨━━━歇 ↘ 。抬┃望眼 ↗ 、仰天┉┉┉长┃啸，壮怀┉┉┉激烈 ↘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 ━━━。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 ↗ ━━━。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 ↗ ，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 。

赵翼《论诗》之一

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 ↘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 ┉┉┉。

如何达到抑扬顿挫有节奏地吟诵呢？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少松先生揣摩了一种“因声求气法”，即“因声—求气—得神—入境”的欣赏和吟诵方法。不会“因声”（吟）就贯不了“气”，就得不到“神”，就难入诗之“境”。

四、? 学会变调和异读

什么叫变调？变调是指某一个字在口语语音（说话）中，或在诗词歌曲的句子中，由于受前后左右字词的影响，或受歌曲旋律或诗词格律的要求和影响而发生了改变原来声调的现象称之为变调。所谓异读，是指一个字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中，不按它通常字音去读，而撇腔读另外一个音。所以，变调与异读的含义是相同的。

例一：离离原上草，一（yī）岁一（yì）枯荣。

前一个“一”吟成阴平，后一个“一”吟成去声。

例二：打起黄莺儿（ní），莫教枝上啼。

“儿”通常读“ér”，但为了叶韵，故变调读“ní”。

在传统诗词里的字，在一下几种情况下必须变调异读。

①? 为了叶韵的需要。

如前面所举的例子“儿”字。这样的情况不少，再举几例：

号 ——通常读hào，变调读háo。如：

乐郊乐郊，谁之永号！（《诗·硕鼠》）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此中号属“豪”韵，为了与“郊”、“茅”合韵，所以读“háo”。

叹 ——通常读tàn，变调读tān。如：

以手抚膺坐长叹。（李白《蜀道难》）

此中的“叹”与本首诗其它韵脚“盘”、“峦”同属十寒韵部。

斜 ——通常读xié，变调读xiá。如：

远上寒山石径斜。（杜甫《山行》）

此中的“斜”与本首诗其它韵脚“家”、“花”同属六麻韵。

看 ——通常读kàn，变调读kān。如：

别来几向梦中看。（潘阆《酒泉子》）

此中“看（kān）”与本词其它韵脚“寒”同属十寒韵。

蛇 ——通常读shé，变调读shá。如：

朝避猛虎，又避长蛇（李白《蜀道难》）

此中“蛇（shá）”与本首诗其它韵脚“家”、“麻”同属六麻韵。

嗟 ——通常读jiē，变调读jiā。如：

侧身西望长咨嗟。（引同前）

此中“嗟（jiā）”与前例一样，同属六麻韵。

涯 ——通常读yá，变调读yí。如：

怜君何事到天涯？（刘长卿《过贾谊宅》）

此中“涯（yí）”与本首诗其它韵脚“迟”、“悲”、“时”、“知”同属四支韵。

衰 ——通常读shuāi，变调读cuī。如：

老媪力虽衰，请从吏夜归（杜甫《石壕吏》）

此中“衰（cuī）”与本首诗其它韵脚“炊”同属四支韵。

②? 为了适应平仄要求而变调异续。举例：

思 ——通常读平声sī，变调读sì。如：

杨花榆荚无才思，惟解漫天作雪飞。（韩愈《晚春》）

此为七绝第三句，应仄声收尾，故将“思”读sì。

漫 ——通常读仄声màn，变调读平声mán。如：

故园东望路漫漫（岑参《逢入京使》）

此诗中“漫mán”，为和本首诗中其它韵脚“干”、“安”合韵，故变调。

横 ——通常读平声héng，变调读仄声hèng。如：

雨横风狂暂一停。（黄遵宪《夜起》）

“横”字刚好处在仄声的节奏点上，故读hèng。

③? 特殊构词中的变调异读。举例：

参差 ——通常“参”读cān，“差”读chā，变调都读cēn，cī。如：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诗·关鸠》）

“参差”联读，意为长短不齐。

纶巾 ——“纶”通常读lún，此处变调读guān。如：

羽扇纶巾，谈笑间，墙橹灰飞烟灭。（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

纶巾，青丝带，古代一种儒巾。为特殊名词。

鼓吹 ——“吹”通常读平声chuī，变调读仄声chuì，如：

谁知竹西路，歌吹是扬州。（杜牧《题扬州禅智寺》）

此为古代笙芋等乐器的吹奏。

琴操 ——操，通常读平声cāo，变调读仄声cào，如：

堕翎留片雪,雅操入孤琴。（李群玉《失鹤》）

此为琴曲的一种，特殊词组。

五、? 吐字清晰

优秀的传统诗词不仅感情丰富，文辞美妙，用字精炼，表达方式含蓄，并且音节分明，声调和谐，韵律铿锵，环复回旋，掩映生姿，节奏感特别强，因而具有极富音乐性的声律美，这就给“吟唱”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但怎样把它吟好？首先要求吐字清晰。明代音乐大师魏良辅在所著的《曲律》中说：“曲有三绝：字清为一绝，腔纯为二绝，板正为三绝。”他把“字清”列为首位，可见吐字清晰的重要了。吟诵是介于朗诵和歌咏之间的一种极重语言性的声音表达方式。它不同于一般的“歌唱”，而在吐字清晰方面有其更严格的要求。诸如声母、韵母、声调乃至变调、轻声、重音、语调等方面，都应注意及之。对拖腔之含复韵母的字还要做到“收字归音”，即应把主要的韵母拖长，字尾应在临结束时才收拢。

六、? 行腔自然

吟诵是通过有一定腔调的音响来作表现的。这种腔调是语言因素和音乐因素的融合与渗透，浓郁的文学性则始终贯串其中，使得吟诵成为

音乐的语言与语言的音乐，有其不同凡响的独特风貌。吟诵腔调形成的主要原则，是必须以作品内涵的思想感情为依归，而“自然”与否乃是重要的关键。只要对作品有了深刻体会，再掌握了一定的方法，吟诵的美妙的音响便会汩汩涌出，如行云流水，质朴、天然，其奥妙在于吟诵的“自然”性质。

自然界的声色佳景是“天籁”般的。庄子强调“天道自然无为”；刘勰认为“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晚唐司空图释“自然”为“俯拾即是，不取诸邻，俱道适往，著手成春。”（《诗品·自然》）；钟嵘也很强调“自然英旨”，认为“文多拘忌，伤其真美，余谓文制，本须讽读，不可蹇碍，但令清、浊通流，口吻调利，斯为足矣。”（《诗品·夏论》）；南朝萧子显曾自称“凡有著作特寡思功，须其自来，不以李拘”；陆游说：“文章本天然，妙手偶得之。”这些都精辟地阐释了“自然”。所以，我们在吟诵时，要质朴天然，不做雕琢，切忌矫揉造作。

七、? 要读出思想感情来

诗是以抒情为主的。别林斯基说：“没有感情，就没有诗人，也就没有诗歌。”（《古典文艺理论辑丛》第十一期）我们在吟诵诗歌时，一定要怀着深挚的激情，“沉醉”于诗的意境中，把凝注于篇章里的思想感情读出来，真情迸发，才能真正使自己收到感染并拨动听者的心弦。以下三点值得留意：

（一）要深入理解诗篇的旨意——作者的写作目的和意图如何？倾向性怎样？中心何在？等等，理解了这些，便可据以确定自己诵读的语调和语气。南朝文艺理论家刘勰说：“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得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世远莫见其面，觇文辄见其心。”（《文心雕龙·知音》）这个“披文入情”的说法，很有道理。

准确地把握作者感情的变化——作品的基调是什么？高峰在哪里？是前后平稳还是升降曲折？是逐渐腾跃还是逐渐跌落？等等，把握了这些，便能据以恰当地处理自己声音的高（升）、下（降）、疾（快）、徐（慢）和抑（低沉）、扬（昂上）、

（二）顿（停顿）、挫（重读）。

（三）要反复地出声吟诵，多思考——比起读散文来说，诗歌要读得稍慢，以便于思考领略，悟其旨而晓其义。比如演戏，演员要进入角色；诵读诗歌，读者也要进入诗境。要善于沿着作者的思路去想象，去补充。巴尔扎克说过：“真正懂诗的人，会把作者思路中只透露一星半点的东西拿到自己心中去发表。”（见《幻灭》）我国古人关于看画也有“目尽尺幅，神驰千里”的说法。诵读诗歌者，应三复斯言。

八、? 吟诗要鼻音

据宋明帝《文章志》里载：“谢安作洛下书生咏，而少有鼻疾，语音浊。后名流效其咏，弗能及，手掩鼻而咏之。”这就是说西晋时洛阳书生有一套吟诵方法，谢安把它带到南方，但他有鼻疾，声浊，却成了令人羡慕的特点。所以，从此以后，吟诗一般都用鼻音。

刘勰文笔思想的理论价值

刘勰的文学思想

总结起来，有以下几点：一、强调文学的美质，这是与当代文学风气一致的。缺陷也同当代文人一样，是单纯地以华丽为美。二、主张宗经，提倡雅正，在原则上排斥一切离经叛道的文学，这是一种保守的文学观念。但在对待具体作品的时候，态度并不那么褊狭。尤其在以后的各篇中，并没有以是否雅正的标准随意否定有成就的作家与作品。三、应当注意到，刘勰所说的“宗经”，是指以儒家经典为典范，而不是要求把文学作为阐发儒家之道的工具。他还是承认文学有抒发个人感情的作用。这同后世极端的载道文学观还是有很大区别。四、联系刘勰对六朝文学的批评，主要是在两个方面，一是离异于儒道，包括思想感情不够纯正、艺术风格诡奇轻艳等等，二是有单纯追求辞采而缺乏充实的感情的现象。这些批评有些是正确的（如对后者），有些仍有些守旧倾向（如对前者）。但不管怎么说，以返归经典作为文学发展的出路，总是弊大于利。作为“文之枢纽”的五篇，其意一在赋予文学以哲学本质上的说明，同时也由此赋予文学以崇高的意义，这一种理论上的努力，应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在建立一种规范的、雅正的，同时又富于美感的文学准则，在这里，作者采取了折衷的态度，也反映出矛盾的心态。

刘勰的文学发展观

文学形式、文章风格，总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并且总是“染乎世情”，“系乎时序”，“崇替在选”，适应时代需要的。辞赋的发展和演变也是这样：楚辞演变为汉赋，某些辞赋又演变成骈文……。

辞赋作品的成功与否，取决于辞赋家的才华、气质和学识。《才略》篇则是刘勰叙述文学家才华史的篇章。兹就其中有关辞赋作家的部分介绍给读者。汉初曾经劝说刘邦崇尚文化，提出“能在马上得天下，岂能在马上治天下”口号的陆贾，“首发奇采，赋《孟春》而选典诰，其辩之富矣”；文帝时“贾谊才颖，陵轶飞兔，议惬而赋清”；枚乘、邹阳，“膏润于笔，气形于言矣”；司马相如自小喜爱读书，“师范屈宋，洞人夸艳，致名辞宗；然核取精意，理不胜辞，故扬子以为‘文丽用寡者长卿’，诚哉是言也”，意即司马相如注重文辞的夸饰，而影响了他的赋作的思想性；王褒善于辞赋的结构，“以密巧为致，附声测貌，泠然可观”；扬雄注重辞赋的思想性，“辞气最深，观其涯度幽远，搜选诡丽，而竭才以钻思，故能理赡而辞坚矣”，刘勰比较欣赏扬雄那种文辞与思想性俱佳的才略；刘勰在《才略》中叙述了自屈原、宋玉、荀子以下至东晋末约80位辞赋作家的才华和特点。可以说《才略》篇是一部简明的辞赋作家史。

虽然刘勰没有明确论述辞赋史发展的不同阶段，但他有几处论断，足以为我们引为辞赋史阶段划分的依据。比如：《时序》篇曰：“爰自汉室，迄至成哀，唯世渐百龄，辞人九变，而大抵所归，祖述《楚辞》，灵均余影，于是乎在。”辞赋史的阶段划分可以有多种标准，改朝换代、最高统治者的爱好与否、作品的内容和思想性、作品的形式等等，都可以作为依据，而刘勰以辞赋形式为标准。《时序》篇还说：“然中兴之后，群才稍改前辙，华实所附，斟酌经辞，盖历政讲聚，故渐靡儒风者也。降及灵帝，时好辞制，造羲皇之书，开鸿都之赋，而乐松之徒，招集啷陋，故杨赐号为驩兜，蔡邕比之，其余风遗文，盖蔑如也。”我们知道，西汉、东汉的辞赋显然属于两个不同的阶段，刘勰在这里不是简单地以改朝换代为划分依据，而是以辞赋的内容、思想性、风格作为依据的；而且指出东汉从光武帝至灵帝为一个阶段，献帝的建安时代为另一个发展阶段。事实上刘勰也曾指出，西汉的辞赋也可以划分两个阶段，《才略》篇云：“然自卿渊已前，多役才而不课学；雄向已后，颇引书以助文；此取与之大际，其分不可乱者也。”如果说《时序》篇的两处论述并非直接关系到辞赋的阶段划分的话，那么这一段论述则是非常直接地专论辞赋史阶段划分的。西汉辞赋从汉初到王褒为一个发展阶段，扬雄、刘向所处的时代则为另一个阶段。整个两汉时代的辞赋，刘勰以为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

《诠赋》篇是辞赋发展的专门史；《时序》篇是文学的时代史（以时代为序列，但不是编年史，因为不以年代为序列），其中包含了辞赋的时代史；而《才略》篇则为辞赋作家的历史。从不同的角度总结辞赋发展的历史，是刘勰对辞赋学研究的一大贡献。

汉字以建筑式方形结构为独立个体单位，一个个体单位为一个音节，音节又多具备阴阳上去不同调值，这种特点，为汉语语音修辞提供了有利条件。

在语音修辞方面，刘勰没有沿习名人沈约的“八病说”，而着重提出了“飞沉”问题、“双声叠韵”问题。

在语汇修辞方面，刘勰提倡慎重遴选词语。

刘勰修辞美学最为璀璨的部分，在篇章修辞。

文章有风格，更有风骨，才煽情动人，辞采焕然。什么是风骨呢？“《诗》总六义，风冠其首，斯乃化感之本源，志气之符契也。是以怊（ch o悲愤）怅述情，必始乎风，沉吟铺辞，莫先于骨。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简言之，风就是充盈于作品中的情志和才气，是感化的根本力量。骨则是切中肯綮、言简意赅、恰如其分、流畅和谐的语言。风骨指向了感人才情和生动语言的修辞美学。要使文章含风树骨，则须“练于骨者，析辞必精，深乎风者，述情必显。”刘勰还进一步指出有无风骨对文章的不同效果：“捶字坚而难移，结响凝而不滞，此风骨之力也。若瘠义肥辞，繁杂失统，则无骨之徵也。思不环周，索莫乏气，则无风之验也。相如赋仙，（作《大人赋》）气号凌云，蔚为辞宗，乃其风力遒也。”如是观之，白居易“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之论，与刘勰风骨之议，均为至言也！

重熔裁，明隐秀。文章长短、内容详略、语意显隐、精警庸凡，亦为文之必虑。《熔裁》指出：“规范本体谓之熔，剪裁浮辞谓之裁。裁则芜秽不生，熔则纲领昭畅。”简言之，熔是炼意，提炼中心，裁是炼辞，锤炼语言。因为“凡思绪初发，辞采苦杂，心非权衡，势必轻重。”所以，刘勰提出了“三准论”——“是以草创鸿笔，先标三准：履端于始，则设情以位体；举正于中，则酌事以取类；归赊于终，则撮辞以举要。然后舒华布实，献替节文（献：可，替：否。即根据需要调节文字），绳墨以外，美材既斫，故能首尾圆合，条贯统序。若术不素定，而委心逐辞，异端丛至，骈赘必多。故三准既定，次讨字句。句有可削，足见其疏，字不得减，乃知其密。”“三准论”提出了写好文章的三部曲、三准则：首先根据情理确定文章体裁；其次分析素材遴选典型题材；再次简言要义提纲挈领。然后加工润色，处理详略，条贯首尾，敲定全文。

文章秀句，或自出锦心，或得益援引。《事类》认为：无论“引古事而莫取旧辞”的化用暗引，也无论“取旧辞万分之一”的择要精引，还无论“颇酌诗书传记”的综采博引，只要是为“以其据事类义，援古证今”，则无可指责。而《指瑕》认为：“若掠人美辞，以为己力”，则“宝玉大弓，终飞其有。全写则揭箧，傍采则探囊。然世远者太轻，同时者为尤矣。”由是观之，刘勰并非反对引用，而是反对抄袭。引用乃明借，旨在助己之文，抄袭是明抄，旨在当己之章。全抄无异开箱抢劫，小抄亦如掏腰绺窃，抄袭前代的贼味稍轻，同代相窃则堪堪致罪了。

刘勰生活在殊重骈俪的时代，本人又对其青眼有加，一部洋洋大观的《文心雕龙》，通体骈俪为文，足证其爱。故所倡之法，可谓独得神髓，深谙三昧——骈散间出，方显错综之美，长短杂用，乃有灵动之活。

此外《比兴》讲到比喻，《事类》讲到引用，都有不刊之论。兹不赘述。

刘勰能在距今1500余年之遥，提出这如许之多的至今难超其苑囿的精辟修辞理论实为难能可贵。其修辞之论，既有理性的阐释，又有言证、事证，既涉文章内容形式，又关作者思维、气质、涵养、才情。他能从美才、美德、美情与美辞美文的关系方面，阐释情动而辞发、因内而符外的修辞美学观，他承认“物色之动，心亦摇焉”，“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睹，故辞必巧丽”，尽管当时还没有堂皇的辩证唯物主义之说，然而在今天看来，这完全符合这种观点。在这种观点指导之下，他从内容决定形式的认识出发，建立了系统的剖情析采理论，他从历史唯物主义和现实唯物主义的认识出发，提出了“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这种选择继承、据时创新的修辞观，这种服务于时代的“时文”修辞观，时至今日，也是必须遵循的一条修辞美学原理。《文心雕龙》体大思精，深文周纳，拙文仅就修辞而蜻蜓点水，掠影浮光。若成引玉之砖，亦幸遂微愿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