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独有偶出自哪里-无独有偶下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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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州古城谚语杂谈

盖州古城谚语杂谈

　文/于学忠（辽宁盖州）

　谚语是我国古代流传最广的一种俗语，是古代劳动人命的智慧结晶所在，短短的一句话里，包含了生活中的各种哲理，却十分简单易懂让人记忆深刻。谚语多半在民间口语中广泛流传，用简单通俗的话来反映深刻的道理，表达人们丰富的社会生活经验，闪耀着人民智慧的光芒。

　一座盖州古城，千年文明佳话。“唐修塔，明修圈，清朝修的好寺院。先有上帝庙，后有盖州城。三山不显，五桥不现，一步两井，护城河绕盖州转”。由于盖州是座千年古城，很多古老的故事伴随着古老的建筑遗留了下来，这些故事有的是关于盖州本地的人物，有的是关于盖州地名的由来，有的是关于盖州古建筑的神话，有的是关于地方风俗色彩的民间谚语。盖州古城民间谚语里写着盖州人民的善良、朴实和正义，表达着祖辈的期盼，是一笔无价的精神财富。

　——题记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是现实世界的一面镜子，是一个民族的经验、真理和智慧的结晶，反映了特定时期人们具有的特定社会文化、生活习俗及思维方式，它具有风格上的口语化、表意上的群众化、内容上的知识化、认识上的哲理化等特性，为深厚而多彩的传统文化增添了一幅风景和一份魅力。从典籍中有迹可寻：“唐修塔，明修圈，清朝修的好寺院。先有上帝庙，后有盖州城。三山不显，五桥不现，一步两井，护城河绕盖州转”。盖州古城，已有近2400多年的建城史、640多年的卫城史，现今流传于世的谚语浩如烟海，难以数计。它是历史文化过程中的一种结晶，璀璨夺目。

　盖州早在西汉时期就成为辽东重镇。城市本意是城中之市，市早于城。盖州古城的“市”显然是承继上个朝代的发展。汉时候的平郭城是否有市，商业如何已经不得考察，从东汉班固《西都赋》和张衡的《西京赋》描写铺陈上看，市应是有门有墙的地方，市内有旗亭，有若干通道，夹道里是买东西的“肆”和“廛”。有长廊式的建筑称为列肆，卖东西的店铺称为廛。说明汉代的市是要在政府所规定的圜阓中进行交易。毕竟，除了农业税收之外，市场和商人是政府新的财源。而后那一个个朝代更迭、战争的年代，市能给我们留下的是那历经沧桑的建筑和浓郁的商业文化。

　辽、金时期成为商贾云集之地。辽、金、元统治者需要满足享乐和扩大财富，手工业即便是不平衡发展，也会产生畸形的繁荣局面。官营的手工业占主要地位，用来满足战争所需物资的生产。元至正二十八年（公元1368年），元朝的辽阳武备寺在盖州设置弓局和甲局，负责制造军队上用的弓箭和盔甲。铁兵器制造、马具的缝制是那个时期必不可少的，因而带来相关的手工业发展，如木、织造、造船、建筑等产业。围绕手工业发展，市又是不可或缺的载体。生产工具、生活用具都能买得到，米面、柴草、衣帽、纸札，样样都有专业经营，行业分工逐渐清晰，也促进了各业的专业分工。

　据《盖平县志》记载：“县城池本明盖州卫城也。明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改盖州为盖州卫。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指挥吴玉因旧土城修筑。九年（公元1376年），展筑南面，砖石包砌。周围五里八十八步，高三丈五尺，池深一丈五尺，阔一丈八尺。门三：东曰顺清，南曰广恩，西曰宁海。钟鼓楼在城中衢，今按其城周围七里零三步，城仍旧池淤；治城分东街、南街、东关、西关”。清时的盖州城东门名字不同于明时的名字，明时，东曰“明睙”。显然，清政府对字义为转视的“睙”是反感的，索性将其改成“顺清”。因盖州城没有北门，西门因海水侵近也关闭了，只剩下通往东关和通向南关的两条街算是兴旺的地界了。

　据《盖州重修城东西楼记》中记载，古城盖州“烽堠墩台，森布丽列，控青齐，蔽全辽，三面扞敌”。由此可见，古城在军事上属于军事要塞，被称做“盖州套”。盖州又是辽南的交通要道，成为了商业兴盛的城镇是很方便的，在这里城市与商业的新型关系得到建立与发展，成为商业繁盛的城镇是必然的。

　明清之际，盖州的手工业、商业初具规模。交通便利为商业发展提供了客观条件。古城人逐渐冲破了“要想富，男子力田女织布”，以及“千生意，万买卖，不如翻地块”重农轻商传统观念，开始“求富于市”，注重以商业经营中寻求财富。明、清时盖州古城的街市便成熟起来了。新型的城镇最早出现在手工业集中发展的地方，或者出现在政治的中心、交通要道、运道咽喉、津渡重镇和军事要地。

　据史料记载，康熙三年（公元1664年），清政府改盖州为盖平县，隶属奉天府，实行旗民分治。县治包括明时的盖州、复州、金州三卫的疆界。全县设熊岳、安平、复兴、在城、方集、里仁、永宁、乐业、安居、新民、远来、岫岩12社，每社设十甲。社会发展，经济繁荣，中小地主、商人、手工业作坊主数量也不断增加。自明、清始，盖州古城便充当着东北的开埠口岸角色。古城人形成“家有良田万顷，不如日进分文”，“街头一席地，强似百亩田”，“有儿坐盐店，强如做知县”，“要得富，久开铺”的重商意识。在盖州古城的东大街一直是明、清两代的商业繁盛之地，店铺林立，商贾会集，列市摆摊，热闹非常。当营口的港口还没有形成之前，南方的海船便从西河口溯大清河而上，停靠在盖州南关外的船舶码头，促成了盖州城经济的繁荣。

　清代中叶，盖州古城成为东北的“财货通衢”，“名闻八闽，声达三江”。史料记载，清代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清政府开放海禁后，大江南北各地客商纷至沓来，众商巨资注入，大力推进了盖州古城经济的高速增长，带动了城市化建设大规模的崛起。盖州福建会馆、三江会馆、山西会馆、山东会馆等四大会馆就是适时应运发展起来的。盛行的盖州古城是被人们总结为“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个“道”就是商业经营和资本运作的规律，“大道之行，利在其中”，它在大江南北各地客商的心目中有非常丰富的内涵。

　南关明清一条街是明清时期进入盖州古城区域的交通要道和商业街，街市纵横，店铺林立，馆行簇聚，商贸发达，海河港埠，艨艟往来。经营商业要有强烈的致富欲望和获利动机。各地商人从来不掩饰他们经商求利的目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人不为利，谁愿早起”，无论坐贾行商都是为了图一个“利”，“寄迹尘市，日为锱铢”，“奔走江湖，希觅微利”。因此做商人就必须精于计算，“人情一匹马，买卖争分厘”，“五雀六燕，铢两相悉”，“酒中不语真君子，财上分明大丈夫”。这些格言虽然充满锱铢必较的商业气息，但是难能可贵的是，中国商人在赚钱求利的商业动机中一直坚持义利并重，要求这个“利”必须来得正当，手段必须合理，要符合“义”的规范，靠正当的手段发财。“仁中取利真君子，义内求财大丈夫”，“财自道生，利缘义取”。为此就必须讲求“诚”和“信”。

　明清一条街就是一个最有力的见证。盖州古城里有商铺街也有了发展。商业发展使得建筑范围和建筑体量也得到逐渐扩大，功能从单一趋向多元。商铺前店后场以及楼下为店，楼上为家的功能有了发挥。“利从诚中出，誉从信中来”，“平则人易客，信则公道着”。这样做了就是走正道，就是诚商正贾，就能够取得“上以济人，下以利己”的经营效果。否则，靠坑蒙拐骗，缺斤少两，以假充好，欺行霸市来获利，虽能获得短期效益，却不能支持长久，此为诚商正贾所不齿。

　今天，在盖州古城区南关大街保留下来的商业街还算完整。这条街的建筑是清末民初时的建筑，几经翻修仍能顽强地表现出商业的浓郁氛围及社会经济发展的状况。现存有30多处老建筑，包括商号、粮庄、盐庄、茶庄、布匹绸缎庄、皮行、药行、烟酒行、肉行、杂货铺、水果铺、木铺、席铺、纸笔铺、炮铺、饭店、酒店、花店、旅店等。多为清代及民国建筑，明代建筑所剩无几。东侧有17座，西侧有14座，其中有6座为二层阁楼。建筑大多为大木小式结构，青砖青瓦建在花岗岩石台阶上，有一些建筑还带有江南建筑的风格，几处洋门脸建筑也充斥其中，高低错落、鳞次栉比，可见昔日的繁华。“盖州城开三门，南曰广志、东曰明睙、西曰宁海、阙北门。清乾隆四十三年(公元1778年)以西门逼近海岸，交通不便遂闭之”，所以南关、东关就成了进出城的必经之路。由此可见，对商品流通来说，商品交易是物质载体，人际融通才是其本质。因此，盖州古城商人历来注意人际关系，主张经商必须了解研究人。“出卖风云雷电，不如天地人和”，在融洽的人际关系中，为自己营造良好的市场氛围。

　在盖州城内，今天还保留着“茧市胡同”、“鱼市胡同”、“银市胡同”等，这样的带有“市、商”等痕迹的胡同名称。南关、东关是古老的商业街；这里有栉比的门店、五光十色的商铺，熙熙攘攘的人流充斥着整个街道。古城实开两门，商民交易、店市都集中在这一带。农副产品进城，这里就成了集散地，成为物资交流的场所。溯大清河而上的南船货物大多在南关卸货，而来自东部山区的物产，运至城外的货物，则从东关进出的较多。诚然，通过这些人际公关活动，树立了盖州人良好的商业形象，“处处人情感，下雨好借伞”，“好店三年不换客，好客三年不换店”，“笑口常开，生意常来”，形成“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的良性营销局面。

　无独有偶，早些年在我们东北也流传一句顺口溜：“辽精、海怪、盖县人最坏！”。“辽惊海怪”是指辽阳人精明心眼多，海城人做事古怪；说到对我们盖县人的评价，则去掉了更多修饰语，说的直白露骨：“盖县人最怀！ ”就是连一个小孩子都听得明明白白。这些自然也是外地人的评价。如今，我们盖州人听来，不会心生反感，更不会耿耿于怀，反而会沾沾自喜。这当然是和盖州人热情、好客、包容有关，不过细说起来，这句话也多少反映出盖州人的一些性格特点。纵观历史，盖州曾经是关东大地是重要的一个水陆码头，是一个贸易繁华的物资集散地。最辉煌时舳舻连天、商贾云集，士农工商齐聚此处，俨然也是一个文化、贸易的中心所在。

　“隔面讲盘终有弊，当场唱价终无欺”，“买卖不成仁义在，留下好感待回头”。对此，盖州古城商谚有许多经验之谈。多彩的地理人文环境，造就了豪爽豪情豪气的盖州儿女，大山一样坚韧的性格，义薄云天，海洋一般宽广的胸怀，包容万千。可以说，朴实无华、淳厚善良的盖州人自诩曾经经历过繁华的大世面。正是：“你帮我，我帮你，你不帮我，我还帮你。我帮了你，你还毁我，那我就弄你。”这是自古以来形成的文化底蕴，无需大惊小怪。

　“海纳百川，近悦远来！”凡到过盖州的异乡客人都会深有其感：盖州有山有水，有文有武，有滋有味，有声有色，有历史有故事，而最最重要的是，盖州有素以“好客”闻名的的人民。如今，在外地人的眼里，会感觉到盖州人的直率、豪爽、待人热情、礼数周全。好客盖州，内心深处的记忆，那里的事，那里的人，那里的情。

　谚语作为语言的一种特殊存在形式，带着深深的传统文化烙印，成为反映着现实社会的一面镜子，真实的折射出古代社会中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是一笔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不行春风，难得秋雨”、“干打雷，不下雨”、“三秋不如一麦忙，三麦不如一秋长”、“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冬至饺子辞灶面，入伏中午吃凉面”、“一斗穷，二斗富，三斗四斗开当铺；五斗六斗叫街的，七斗八斗做官的，九斗十斗升仙的”。作为一种地域性的民间语言艺术形式，盖州民间方言歇后语必然蕴含着大量的盖州民间文化，印记着盖州地区老百姓们的日常社会生活活动。盖州谚语是民间集体创造、广为口传、言简意赅并较为定型的艺术语句，分为天气气象、节气农时、养生健身、习俗文化、童谣俗语等，是民众丰富智慧和普遍经验的规律性总结。盖州是座口传遗产积淀厚实的文化古城，由一代代人口口相传的盖州民间谚语，保留了盖州方言精华。许多民间谚语已经渐渐被遗忘，传统的谚语正逐渐退出现代人的生活。此外还在不同程度上反映着时代文化的变迁。

　盖州古城文化，她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一代又一代盖州人努力奋斗、积极进取的结果，“乐山乐水、厚德厚道、开明开放、创新创业”的精神已深深融入这座城市。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它不能脱离文化而存在，也不能脱离社会而生存，任何一种语言是一种社会文化的写照。作为非物质文化与进行信息交流工具的谚语，如同古老的歌谣一样，绵延千年而经久不衰。 无论是在古籍中保存的还是在民间流传的谚语，经过千百年的淘洗和演变，都深深地打上了盖州古城传统文化的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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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溪诗序》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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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观止》评说《愚溪诗序》

灌水之阳有溪焉，东流入於潇水。或曰：冉氏尝居也，故姓是溪为冉溪。或曰：可以染也，名之以其能，故谓之染溪。余以愚触罪，谪潇水上。爱是溪，入二三里，得其尤绝者家焉。古有愚公谷，今余家是溪，而名莫能定，士之居者，犹齗齗然，不可以不更也，故更之为愚溪。

愚溪之上，买小丘，为愚丘。自愚丘东北行六十步，得泉焉，又买居之，为愚泉。愚泉凡六穴，皆出山下平地，盖上出也。河流屈曲而南，为愚沟。遂负土垒石，塞其隘，为愚池。愚池之东，为愚堂。其南为愚亭。池之中，为愚岛。嘉木异石错置，皆山水之奇者，以余故，咸以「愚」辱焉。

夫水，智者乐也。今是溪独见辱於愚，何哉？盖其流甚下，不可以灌溉；又峻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也。幽邃浅狭，蛟龙不屑，不能兴云雨，无以利世，而适类於余，然则虽辱而愚之，可也。

甯武子「邦无道则愚」，智而为愚者也；颜子「终日不违如愚」，睿而为愚者也：皆不得为真愚。今余遭有道而违於理，悖於事，故凡为愚者，莫我若也。夫然，则天下莫能争是溪，余得专而名焉。

溪虽莫利於世，而善凿万类，清莹秀澈，锵鸣金石，能使愚者喜笑眷慕，乐而不能去也。余虽不合於俗，亦颇以文墨，漱涤万物，牢笼百态，而无所避之。以愚辞歌愚溪，则茫然而不违，昏然而同归，超鸿蒙，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也。於是作《八愚》诗，记於溪石上。

大意：

(一)自「灌水之阳有溪焉」至「故更之为愚溪」

说明「愚溪」命名的由来。（余以愚触罪，家是溪）

(二)自「愚溪之上」至「咸以愚辱焉」

说明「愚溪」附近丘、泉、沟、池、堂、亭、岛亦皆以「愚」名。

(三)自「夫水」至「可也」

说明「愚溪」名「愚」的理由。（类余之无以利世）

(四)自「宁武子邦无道则愚」至「余得专而名焉」

说明余（作者）才是「真愚」。

(五)自「溪虽莫利於世」至「记於溪石上」

说明作「八愚诗」的缘由（在「愚溪」使「愚者」乐而不能去也）。

主旨：（藉「愚」辱溪）抒写「以愚触罪，谪潇水上」的抑郁之情。（篇外）

文体：形式为应用文（序，书序，诗序）；内容为抒情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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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溪诗序》赏析

《愚溪诗序》是柳宗元为他的“八愚诗”写的序。序中首段叙述愚溪得名的由来，顺笔交代“余以愚触罪，谪潇水上”的经历。第二段紧扣诗题“八愚”叙述愚溪八景的方位和其他特征，点明八景称愚乃“以余故，咸以愚辱焉”。第三段进一步说明何以“是溪独见辱于愚”的原因，引出“凡为愚者莫我若也”的一番议论。作者自言“无以利世”，又引宁武子、颜子作陪，一味责己之愚，反话正说，沉痛至极。最后一段由溪虽“无利于世”却自有清溪本色转入“余虽不合于俗，亦颇以文墨”。继而写到作者创作八愚诗时，精神意趣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境界，使结言落在“八愚诗”上。通篇文章以“愚”字贯彻始终。 时写愚溪，时写“愚”人；写愚溪之景，抒“愚”人之情。文中愚溪的形象正是作者的化身。人们由愚溪的“见辱于愚”，自会想到作者故作旷达而以“愚”人自居，他对贤愚颠倒的现实是多么愤恨。作者把牢骚不平隐含在写景叙事之中，辞语用意虽十分怨愤，不隐锋芒，但却并没有显露一点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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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性学习建议

本文夹叙夹议，情寓其中的特点

夹叙夹议，托物兴辞，蕴藏着深刻的寓意。文中叙和议常结合于一处，难以截然分开，但可大致分辨。第一段都是叙述。第二段大部分是叙述，但在段末以议论点出八景皆名“愚”的含意：“皆山水之奇者，以予故，咸以愚辱之”。原来将这些景都称之为愚，是因为自己遭贬的缘故。这样夹叙夹议，叙议结合，悲愤之情自在其中。第三段叙愚溪种种“无以利世”，段末点出“而适类于予，然则虽愚而辱之，可也。”夹叙夹议中蕴含自己被压抑的愤慨。第四段以议论为主。在全篇中，它仍是夹叙夹议、叙议结合。作者从古人议起，落实到自己，于比较中揭露了现实的黑暗，表达了自己悲愤之情。第五段议中有叙。“清莹秀澈，锵鸣金石”是叙，全篇仍是夹叙夹议，叙议结合。愚溪具有“清莹秀澈”的美景，却被弃于冷寂凄清的荒野，无人涉足，无人游赏，甚至无人过问，这不正是同作者一样的遭遇吗？欣赏愚溪美景的只有痛苦的柳宗元，同情柳宗元的也只有这落寞的愚溪。他慨叹这样美好的风景被遗弃在僻远的荒野中无人赏识、受人轻蔑，正是借此倾吐自己的抱负和才能被埋没、遭打击的不平之鸣。作者的生活遭遇、思想感情和所描写的自然景物交融在一起，表现了作者对这压抑人才的不合理社会的批判。

文中用典的句子及其作用

用典在古代散文中很常见，本文有很多用典的句子。建议以课本注释为依据，学生有疑时，教师适当点拨。

1．“古有愚公谷……”典故出自刘向《说苑·政理》，其主题是揭露社会的政治黑暗，柳宗元引用这个典故的根本用意也在于此。引用这一典故，使《愚溪诗序》表达的思想倾向清楚、醒目。

2．“夫水，智者乐也。”语出《论语·雍也》。与下文“今是溪独见辱于愚”形成对照。溪“见辱于愚”自有苦衷，因为这溪“无以利也”，这一点又“适类于予”。第四段中写愚溪“清莹秀澈”风景十分优美，“能使愚者喜笑眷慕，乐而不能去”这是写溪水可爱，这不正是“智者乐水”吗？作者哪里会真的是愚者呢？更何况作者的感情已完全与愚溪风景融为一体呢!这一典故的引用使作者正话反说的意图更加清楚。

3．“蚊龙不屑，不能兴云雨”语出《荀子·劝学》表面写愚溪的无用，实际是以溪喻己，“蚊龙”指当朝统治者。这是正话反说，表达愤激之情。

4．宁武子“邦无道则愚”语出《论语·公冶长》。

5．颜子“终日不违如愚”语出《论语·为政》。这两个典故与作者的“愚”形成了对比。这两个人不但不是真愚，而且是智者、睿者，相比之下，作者当然不愚的。这是用这二典的作用之一。而宁武子“邦无道则愚”，作者却偏说自己“遭有道”而愚极，这是反话正说，更加深刻地暴露了当时政治的黑暗。这是用二典的又一作用。

6．“超鸿蒙”出自《庄子·在宥》，“混希夷”出自《老子》。作者引用这两个典故，是说自己超越天地尘世，融入玄妙虚寂境界之中，从而将自己的悲愤之情寄托于愚溪风景之中，解脱自己的苦闷，表现自己高洁的志向。

关于从诵读、疏通字词入手的建议

本文是自读课文，主要以学生自学和合作学习的方式完成。

第一步诵读：

1．学生自读课文。要求读准字音，读准短句。

2．小组互查（以3～4人为宜）。

3．全班齐诵，请1～2个学生简述本文内容写的是什么?

第二步疏通课文：要求充分利用课文所给注释及《古汉语常用字字典》。

1．自译

2．解决不了的，小组讨论解决。（或以小组形式每人一句的翻译也可。）

3．老师集中解决学生解决不了的问题。（或出示投影检测。）

“读书百遍，其义自见”，反复诵读的过程，逐句逐段翻译的过程，也是逐步了解和熟悉课文内容的过程，是理解和分析课文的基础，须给予重视。

关于如何解决重难点的建议

领会作者“托物兴辞”，以“愚”自命的深刻含义是本文的重难点。建议教师引导学生在诵读、疏通文字的基础上，从理清文章线索入手，分析文章的内容结构，进而探究作者何以将景物都以“愚”名之，从而理解本文的主旨。

文题有“愚”，文章先后共出现了27次“愚”，“愚”字贯穿全文。作者在文中一再提到“愚”，显然是有所指，这就需要我们分析揭示，其实作者在文中不是客观的描摹自然风景，而是采用托物寄情的写作手法，蕴藏着深厚的寓意和强烈的个人倾向。作者在对幽奇秀美的山光水色地描绘中，或隐或现的折射出本人的影子。愚溪具有“清莹秀澈”的美景，却在凄清冷寂的荒野，无人欣赏，无人涉足，甚至无人过问，这不正是作者的遭遇吗？欣赏愚溪美景的只有痛苦的作者，同情作者遭遇的也只有这寂寞的愚溪，他既是替愚溪鸣不平，恰恰也是为自己鸣不平，借此倾吐自己的抱负和才能被埋没、遭打击的不平。情景交融，“物我合一”。文章通篇就是写一个“愚”字，从“予以愚触罪”到“以愚辞歌愚溪”，充分表达了一个遭受种种打击的正直士大夫的愤世嫉俗之情，同时也对封建社会的黑暗统治进行了有力的控诉。

作者把溪水命名为“愚溪”的原因

作者把溪水题名为“愚溪”的原因有两个。第一，愚溪本有两个名字，本地人为此争论，难以统一；作者“触罪”遭贬，来到此处安家定居，想到古有“愚公谷”，于是给溪更名为愚溪。第二，从全文来看，愚溪本身的种种条件“无以利也”“适类于予”；自己在“有道”之世却违理、悖事，“凡为愚者，莫我若也”，因此能“专而名焉”。

作者把愚溪的纯洁秀美和自己的高尚情操、文学才能联系起来，把为愚溪不能有益于世的惋惜和自己抱负不能施展的抑郁融合在一起。字里行间蕴蓄着自己被埋没受屈辱的愤懑、不平和抗议。

文中的“愚”意味很复杂，不能简单地把它理解为反语。（文中的“有道”确是反语。）王叔文等人的革新运动被扼杀了，其中有多种原因，但此时柳宗元总结教训，应该能反思自己是不是在策略上犯了什么错误，因而会痛感自己的“愚”。“愚”在不知政敌怎样坏，“愚”在对形势的复杂估计不足。所以自责“愚”，显然也是痛感和痛斥政敌的坏。“凡为愚者，莫我若也”，自己真是天下第一愚人，其中表达的是愤世嫉俗的不平和对封建社会黑暗统治的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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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段解说

第一段解说

第一段， 交待溪水的地形方位——“灌水之阳”，“东流入于潇水”，介绍两种不同的命名——有的给这条溪冠以姓氏称为“冉溪”，有的根据溪水可以染色称为“染溪”，叙出改名的三种原因：一是作者“以愚触罪”，贬谪到此；二是古代就有“愚公谷”之论；三是当地居民为溪水的命名争论不休，“故更之为愚溪”。

第二段解说

第二段， 由“愚溪”带出“愚丘”“愚泉”，从“愚泉”生出“愚沟”“愚池”，而“东为愚堂”“南为愚亭”“中为愚岛”，又就愚池着眼写生。叙出“八愚”，紧扣文题。

第三段解说

第三段， 先借孔子《论语》中“智者乐水”正说，接着笔锋一转，极状溪之不适于用，依次说出“独见辱于愚”的原因：“不可以灌溉”“大舟不可入”“不能兴云雨”。愤慨于自己的才能被压抑，如同愚溪的虽有“虽有山之奇”而“无以利世”。

第四段解说

第四段， 引《论语》中宁武子“智而为愚”、颜子“睿而为愚”，来衬托我的“愚”，最后又归结到溪水的命名上。正话反说，词兼褒贬，自有一番深意。

前四段可以说，既嘲尽愚溪，又自嘲不已。

第五段解说

第五段， 用“溪虽莫利于世……”几句，与第三段“见利于世”抑扬对照，代溪解嘲；以“予虽不合于俗……”诸语，与第四段“违于理，悖于事”抑扬对照，自为解嘲。名曰“愚”实则不愚。遂将溪之愚，己之愚写作一团，达到了“茫然而不违，昏然而同归”，形神俱忘的化境。末尾一句点题作结，归到诗序。

中心意旨

愚溪，原名冉溪，在永州（今湖南永州市西南）。柳宗元贬居永州的第六年移居于此。他写了《八愚诗》（今已失传）。歌咏愚溪景致。本文是诗的序言，说明作诗缘由。文章借为溪水改名之事，以“愚”字驾驭全篇，舒徐委婉，含蓄深沉，表现了作者受排斥，遭屈辱，不能施展自己政治抱负的愤懑和牢。

相关背景

本文的写作背景：公元805年就是顺宗李诵永贞元年，王丕、王叔文、柳宗元等人入主朝廷，发动了一场政治革新运动，把矛头直指豪门贵族、藩镇、宦官，做了一些对人民有益之事。由于主客观的原因，这场运动只维持了146天，便被宦官勾结豪门贵族镇压下去。结果顺宗李诵被迫让位给太子宪宗李纯。李纯上台后，杀了王叔文，逼了王丕，柳宗元也是因此被贬到永州做司马的。柳宗元到了永州，为了排遣他淤积在心中的愤懑不平，写了一组寄情山水的诗。已经佚失的《八愚诗》及《愚溪诗序》就是此时所写。

课文赏析

《愚溪诗序》是唐代散文名家柳宗元为他的《八愚诗》（已亡佚）著的序文，全篇凭其一气以贯之的二十四个"愚"字连缀成文，氤氲着作者沉沉的郁愤之情，创造出独特的艺术境界。

柳宗元少有大志，早年就"颇慕古之大有为者"，立志于"励材能，兴功力，致大康之民，垂不灭之声"（《答贡士元公瑾论仕进书》）。永贞元年（805），33岁的柳宗元风华正茂，大刀阔斧地参与了王叔文集团的政治革新，以期大展鸿图。殊不知，天降横祸，革新触犯了某些大贵们的利益，王叔文被杀，柳宗元还算不幸中的幸运者，只远贬永州，但这"幸运"丝毫也不能减轻他的苦痛：朝廷肆意地扼杀了他的政治生命。从此，柳宗元没有刘禹锡再召回京时"前度刘郎今又来"的风光了，只好在荒远偏僻的永州苦呆了整整十年后，又被改贬到更为荒凉的柳州，四年后，病魔无情地夺去了他年仅四十七岁的生命。就这样，十四五年的贬谪生活几乎断送了他本应充满活力的政治青春，其间的冷寂、凄凉、激愤，有多深，有多浓，谁能体味到呢？

《愚溪诗序》便是柳宗元身贬永州第六年（810），迁居城郊愚溪时的产物。序文入手就擒住一个"愚"字。引来齐桓公时的一老翁作为千古知已，惺惺惜惺惺地流露出自己在风云变幻的时政面前的卑微、无奈和不满。柳宗元想起愚公谷，潜意识里是在寻找一种精神上的慰藉，想以此削减心灵的寂寞，从而获得某种生活的激情。无独有偶，在柳宗元之前的唐代大诗人王维，在历遭坎坷仕途之后，也曾用愚公谷指代他的往处，并作《愚公谷》一诗以抒怀："吾家愚谷里，此谷本来平。虽则行无迹，还能响应声。不随云色暗，只待日光明。缘底名愚谷，都由愚所成。"或许，王维的孤傲情志又进一步点燃了柳宗元定名愚溪的信心。

"愚溪"一呼，愚丘、愚泉、愚沟、愚池、愚堂、愚亭、愚岛便接踵而应了。"八愚"本来"嘉木异石错置"，"皆山水之奇者"，只不过"以余故，咸以愚辱焉"。"八愚"为非生物，应该无所谓愚笨与聪明的，而柳宗元在赋予它们以愚笨之性时，愚溪的形象已经融入到作者之身了，很明显，柳宗元写愚溪就是在替自己画像。

愚溪是美丽的（"清莹秀澈"），活泼的（"锵鸣金石"），甚至也是多情的，"功可以及圃畦，力可以载方舟，朝夕者济焉" （《愚溪对》）。柳宗元特别钟情于愚溪，除创作了我们已不可考的《八愚诗》外，现在柳集中与愚溪有关的诗就有五首（《旦携谢山人至愚溪》《溪居》《夏初雨后寻愚溪》《雨后晓行独至愚溪北池》《冉溪》）。我们仅从《雨后晓行独至愚溪北池》中。就可以窥探柳宗元对愚溪的深情。诗是这样写的："宿云散洲渚，晓日明村坞。高树临清池，风凉夜来雨。予心适无事，偶此成宾主。"读这首诗，我们就宛如欣赏了一幅池旁山村高树，雨后云散日出的美丽图画，使人开朗、舒畅。特别为人称道的是中间两句，夜雨乍晴，沾满在树叶上的雨点，经晨风吹拂，仿佛从睡梦中惊醒一般洒落下来，别有情趣。所以，柳宗元心情愉快，即使没有朋友相伴，也可以与这里的景物尽享主宾之乐了。可见，贬谪之后的柳宗元能在大自然中忘却尘世之忧，这不能不说是愚溪优美的造化了。

孔子曰："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大约是水的灵活流丽容易激起人的智慧罢了。现在，人是四岁晓辞赋、十三岁富文名、二十一岁中进土、二十六岁取博学宏词科的柳宗元，水是如此"清与美"的溪流，两者碰撞出的应该是耀人耳目的灵性火花了。可是，柳宗元却有意用"愚"字，贬损自己，甚至贬损景物。个中滋味也只有柳宗元苦苦消受。

柳宗元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强调"文者以明道"（《答韦中立论师道书》），这种"文"在于"辞令褒贬，导扬讽谕而已"（《杨评事文集后序》）。因此，"愚"字真意则在于抒郁结于胸的不平之气，发挥文学作品的社会批判功能，继承自屈原、司马迁以来"不平则鸣"的创作传统。柳宗元的"愚"就成了他不同流俗、桀骜不驯的代名词。永贞革新的失败留给他的不是深深的悔恨，而是对黑暗现实的不屈斗争。"愚"字就是他借正话反说的手法向龌龊政治投掷的一把反抗利剑。正因为如此，柳宗元才敢于向世人宣告自己"以文墨，漱涤万物，牢笼百态，而无所避之"的独特人生追求，以至于想凭着老庄神游太空的洒脱与豪迈，悠然超越于尘世，与茫茫宇宙万物融为一体，寂然无声，寥然无形，这"愚"已是超脱人境的大智大慧了。

"愚"又是柳宗元发泄心中无尽牢骚和悲愤的烟幕弹，可以蛊惑别人，隐蔽自己。柳宗元在文中尽情嘲弄他所谓的愚溪："其流甚下，不可以灌溉，又峻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也；幽邃浅狭，蛟龙不屑，不能兴云雨"。但是，我们已经从柳宗元的另一篇散文《愚溪对》里读到了愚溪的出众"气质"和"才能"。那么，面对愚溪，柳宗元为什么会有这般 牴牾的描述呢？究其原因，这大概是他借愚溪之"愚"来愚弄社会，嘲讽社会的一种方式。愚溪有它独特的个性美，只不过不为当时的俗人所赏识罢了。宁武子是这样，柳宗元更是这样，他们都拥有着常人不能具备的高风亮节，而不容于"有眼不识荆出玉"的社会。"愚"的所有权当然就不属于愚溪、柳宗元之类，"愚"的真正归属应该在于这个贤愚不分的社会了。你说，本来愚昧不堪的社会地在大肆压制那些超凡脱俗的智者，这不令人义愤填膺吗？愚溪愈"愚"，柳宗元愈"愚"，社会的"愚"疾就愈病入膏肓。柳宗元在《愚溪对》中更是运用反讽的写法，极力描绘了自己之愚笨："冰雪之交，众裘我絺。溽暑之铄，众从之风，而我从之火。吾荡而趋，不知太行之异乎九衢，以败吾车；吾放而游，不知吕梁之异乎安流，以没吾舟。吾足蹈坎井，头抵木石，冲冒榛棘，僵仆虺蜴，而不知怵惕"。这段话用隐晦的比喻方法刻画出一个不谙机巧、不随流俗、见险不能止、身陷困境而不知戒慎的"愚笨者"形象。这段文字恰好揭示了"今余遭有道而违于理，悖于事，故凡为愚者莫我若也"的底蕴。这样一来，作者就把牢骚不平隐含在写景叙事之中，故"辞意殊怨愤不逊，然不露一迹"（何焯《义门读书记》）。

综上所述，柳宗元的《愚溪诗序》全在一个"愚"字上作文章，托物自况，曲折地渲泄了作者"心有蓬塞而不得其路"的压抑和悲愤心情，愚景、愚己都在愚人、愚社会，细细品读，情味无限。

唐代女子择偶观，是如何从重门第转变到重才学的？

隋朝开国皇帝杨坚结束了自三国到魏晋南北朝三百多年以来的乱世，建立了隋朝，拉开了隋唐王朝的历史序幕。从隋朝以来，女子的择偶观开始慢慢转变，逐渐拥有现代化的色彩。

到了唐朝更是如此，唐代女子的择偶观渐渐不再是单一的重视门阀和钱财，才学也开始纳入她们的考虑范畴。但是，为什么只有隋唐时期开始产生这种现象？这是偶然吗？仅仅因为隋唐时期的经济繁荣或者风气开放？那为什么隋唐王朝的风气如此开放？

一、大唐的社会背景

魏晋南北朝选官制度采用了九品中正制，但是这种制度使得朝廷官职很容易被贵族阶级掌控，所以，到了中后期魏晋南北朝出现了许多世家大族，高品阶的官位基本被他们所垄断。

因而，到了隋朝时期，隋文帝杨坚为了消除世家大族对其统治的阻碍和威胁，又为了满足朝廷对于人才的需求，选择废除了九品中正制度，开设分科；而到隋炀帝杨广又设置进士科、明经科，正式拉开了科举制的历史序幕。

正是如此，社会上的风气从原来的"以族取人""以名取人"开始慢慢转变为"以文取人"。

虽然科举制度创立于隋朝，但是在隋朝统治时期也不过只有13位进士出身，对于隋朝本身的发展并没有取到特别大的作用。

到了唐朝，科举制度才是真正地发展起来了，并且深深地影响着唐代社会的根基和风气。在唐太宗李世民在位时期进士的录取人数就已经高达两百多位；到了武则天时期录取人数更是提高了好几倍。

而且，武则天主张扩大录取名额和录取地域范围，大力推举科举制度，甚至开创了殿试的先河。

所以，由于统治者对于科举制度的重视和大力推动，给了更多的寒门子弟走入官场的机会，也让世家大族想要把控官位的难度加大，产生"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富不过三代"等等社会现象。

这一制度的兴起，导致整个社会风气自由、流动性大、学术氛围浓厚，渐渐地影响着唐代女子的择偶观从单一的"门第""钱财"到多样化的"才学""相貌""自我意愿"等方向变化。而且，女子对于婚姻的看法也开始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转变为"才子佳人"模式。

隋唐两个朝代可以说是血脉相依，隋朝皇族的血脉中含有一半以上的少数民族血统，而唐朝也不例外。

唐释彦在《唐护法沙门法琳别传》中记载，法琳大师对唐太宗曾说："弃北伐而人陇西，陛下即其事也"，就是说您本来是北伐胡人的后代，为什么要认陇西汉族为祖先。而明朝学者杨慎讲得更为明显彻底，他说："唐......乃夷族，非中国人"。

而且，李唐家族是跟随拓跋魏起家的，之后又投靠鲜卑化的匈奴人宇文北国，甚至被赐姓为"大野氏"，世代与少数人通婚，所以他们的血脉中融入了许多匈奴人、鲜卑人的血脉。

不仅如此，唐代很多官员和文人都是鲜卑血统。比如，长孙无忌、元稹、宇文士及等22位宰相，以及刘禹锡等诗人。

所以，大唐王朝的文化融入了很多少数民族的文化习俗。

少数民族的社会风气都比较开放，甚至于并不是一个男权主义社会。唐代"以胖为美"，其实也是鲜卑人的传统，喜欢壮实的女人，只有这样的女人才能适应草原环境。而且在鲜卑族还有"贵母贱父"的习俗，妇女在家庭中享有极大的发言权。

因此，北魏灵太后自称为朕，群臣称之为陛下；隋朝时期，独孤皇后和隋文帝并称"二圣"；而到了唐朝，则出现了历史上第一位乃至唯一一位公开称帝的女皇武则天。

所以，唐朝时期的女子地位和以往大不相同，也因此造就了唐代女子独特的择偶观。

三、唐代女子择偶观现状

虽然说一个朝代不可能很快的根除长时间留下来的旧习，但是却能深深的影响年轻一代的观念。

在唐代笔记小说中记载了这样一些故事。唐太宗时期，丹阳公主非常不满自己的丈夫薛乃彻是莽夫出身，因此两人时常争吵，夫妻之间的感情十分不合；唐太宗不得不"置酒诏对"，佯装自己胜不过薛乃彻，这下丹阳公主才得以舒心，两人重归于好。

无独有偶。步非烟也十分不喜武公业的粗俗鄙陋不通诗文，而与赵象以诗传情。

当然，唐代女子自身的才学也丝毫不逊色。李虔州妻子虽然容貌清秀，但是却德才兼备，夫妻二人婚姻生活相敬如宾。而刘媛、南楚材妻、鲍君徽、杜羔之妻赵氏等皆才情卓然。

种种现象表明，丈夫和妻子的才学水平是否匹配已经开始影响夫妻间的婚姻幸福。

这些现象也是文化教育由贵族阶级普及全社会以及少数民族女子地位崇高导致的结果，也算是少数民族文化和汉族文化相互碰撞融合产生化学反应的结果。

虽然说唐代社会风气在历史上算是十分开放的，但是门第观念仍然是根深蒂固。即使当时寒门子弟有机会进入统治阶级，但是门第仍然是唐代女子说媒的重要考虑因素。

在《玄怪录》中的一个故事就凸显了唐代人民心中门第的重要性。高门韦恕的女儿到了婚配的年纪，菜农张老让媒人去说媒，媒人便说："我怎么能仅仅因为一杯酒就去辱没高门韦氏呢？"。而韦氏听说此事也大怒，认为他是在轻视侮辱自己，觉得自己贫穷；他宁愿把女儿下嫁给普通士族子弟，也不愿嫁与菜农张氏一家。

而普通家庭的唐代女子或者是家道中落的女子，她们也会选择嫁与有权势的名门，即便是妾也愿意。

所以，自从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门第观念就深入人心。即便是相对开放的唐朝，也是生活在门第观念这个大牢笼里面。这是由于古代的政治制度和文化决定的，是一种地域民族文化的特性，无法改变；而且就算是如今的社会，仍然会有一部分人抱有这种观念。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钱的力量有时候可以颠覆门第之差。

在前面我们提到了菜农张老的故事，而这个故事的后续却是韦氏为了为难张老，提出了巨额的彩礼钱，想让张老知难而退。他却没想到张老真的拿出来巨额的钱财，韦老最终也只得将女儿嫁到了他家。

所以，从中我们就可以看到，钱在唐代女子的婚姻里面的作用很关键。

在《霍小玉传》中记载了这样一句话："卢亦甲族也，嫁女于他门， 聘财必以百万为约，不满此数，义在不行"。百万在古代就是千缗，仅是李益与卢氏结婚的聘礼就达到了如此大的数额。可想而知，唐代女子对于男方财力的考量。

虽然提到了这么多现实观念的束缚，但是唐代女子的婚姻较之其他朝代却是自由不少，而且是可以自主择婿的。

唐朝宗室李林甫，官至宰相。他有六个女儿，为了让六个女儿都能找到两情相悦的丈夫，就在街道两旁设置了帘帐，"每有贵族子弟入谒"，都让自己的女儿在帘中自己选择。

所以，在唐代开明的社会环境之下，文化教育和活动日渐普及至民众，唐代女子开始有权利自主的考量择偶标准。

四、唐代择偶观形成之原因

社会的开明与我们前面提到李唐皇族的血统原因息息相关。一个民族的领袖对于一个民族的影响不言而喻，李唐皇族主张民族平等，提倡多元文化融合，而且对于婚姻方面也没有其他王朝束缚那么多，显得更为自由奔放。

比如，我们都知道唐高宗娶了唐太宗的才人武则天，这也就是相当于儿子娶了"母亲"。这在汉族人乃至如今的我们看来简直是"骇人听闻"，但是这在鲜卑族人看来则恰恰是遵循了他们"父，妻其后母"的习俗。

因此，对于胡血浓厚的李唐家族完全就不当一回事。而这也是其他汉化严重的王朝无法完成和做到的。

而且皇族女子也时常离婚、再嫁也间接影响了各阶级的家族以及女子对于婚姻的观念与看法，让他们不再拘泥于往常的定性标准。

想必也正是这种文化的融合使得唐朝不仅是经济繁荣，而且文学也是我国历史的一个高峰；也正是如此，唐代女子才会以得到一个"才子佳人"的婚姻为目标，形成与往常大不一样的择偶观。

由此看来，唐代女子特有的婚姻自由和择偶观明显不是一种偶然，而是当时社会大背景下促成的，是一种必然现象。

唐代女子的择偶观与往常不同的一个重要特性就是开始看重男方的才学。

在当时那个大环境下，其实也不难理解其出现的原因。隋唐时期结束了自三国以来的混战和割据时代，统治者深知世家大族对其统治的威胁。因此，隋朝的隋文帝和隋炀帝开设了一套新的选官制度；而到了唐代，也正式将科举制度发扬光大。

所以，唐代统治者一边是要打压世家大族，一边是全力推动科举制度的发展，使得世家大族难以在朝廷中大面积掌控官职，而是让一些有才学的人步入官场为自己所用。就这样，唐代生活在世家大族中的女子也会渐渐将眼光从日渐式微的士族转到未来有无限可能的才子身上。

与此同时，女子教育也被唐代人民渐渐重视，女子通过自身的修养和对科举制度的推崇，因而对于才学和功名都好感度极大。就此看来，才学不仅仅是他们物质上面的选择，还是他们精神方面上的选择。

五、结语

唐代女子择偶观特性是其他朝代所不具备的，这是属于唐代特有的文化产物。而这样的择偶观也是只有在唐朝这样胡风浓厚、经贸往来络绎不绝、民族交融的盛唐土壤才能孕育出的，是唐代历史发展的必然现象。

而唐女子的择偶观从一个方面透露出，唐代女子不再唯父母之命是从，开始有自己独立的思想和思考，渐渐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从另一个方面也能看出唐代女子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为古代女权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综合来说，唐代女子择偶观展现了她们的思维所具有的古往之未有的批判性和独立性，是女性心灵自由与解放的外在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