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官相护老百姓怎么办-面对官官相护我该怎么办

1.宦官祸乱朝纲的问题存在已久，为何清朝的宦官却庸碌无为？

2.道德与制度哪个更有约束力

3.门阀士族为何在唐宋时期被平民阶层所取代呢？

4.小白菜的故事

5.水浒传中柴进的丹书铁券真的有用吗？为何柴进还是进大牢了？

宦官祸乱朝纲的问题存在已久，为何清朝的宦官却庸碌无为？

一、人数有的规定

在清朝的时候，官员们的人数是有严格规定的，宫中的官员是特别多的，即便是最少的时候，官员也有好几万，在正常的时候官员们的税收是当时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宫中的官员们，也就是有好些人这样的官员，通过他们的权利可以降低当时的一些管理层面。

二、权力剥夺

当时一些官员凭着他们的一些权利做出一些违法的事，不过当时也没有人敢管当时的官员们，凭着他们的势力而官官相护，不管是犯下什么样的错误，只要有当官的人在朝廷，他们就不会受到惩罚，这也是当时存在的一个必然的问题。

三、后宫混乱

在当时的朝代后宫是特别混乱的那个时期，官员们凭着他们的一些官位根本人们的一些事务部，当时的官位提升成为他们霍乱朝纲的一个首要问题，因为当时的那个朝代除了皇上，别人是无法下达命令的，他们都是官官相护的。当时的皇帝也就是只一个空位子而已，根本就无法展示自己的权威。

在清朝的时候，关城祸害朝纲的问题是重载的，因为当时的官员们都是官官相护，他们根本不管老百姓的活，只要他们能够吃喝，玩了就足以了，当时皇上也是没有办法去接近老百姓的，所以说出现了这种现象，也是当时社会的一个必然，因为当时的社会统治者都是没法直接下达命令，下达命令也不会实行的。

道德与制度哪个更有约束力

窦文涛：好像祝老师有不同的观点。祝东力：我不太同意，我觉得是两个问题，就是说在道德上我们要求他做君子，但在制度安排上我们要把他假定为小人，所以我用制度来监督你，道德的要求跟制度的要求是不一样的。许子东：比方说那个支部书记现在犯了这么大的事，我们就去掉他一层道德的衣服，把他的党籍开除了，但在制度上没有任何的惩罚，我们在道德上把他当小人了。祝东力：但是这实际上是违法的，无论从行政的角度还是从法律的角度都是。许子东：但是目前只是开除党籍。祝东力：对，这是执法的问题。许子东：所以现在道德的这一层外衣变成了法律的一层外壳。祝东力：对，现在就是用道德的谴责代替了制度的制裁，这是非常不合理的。恰恰因为他们掌握了权利，才会有这样的机会去贪腐。我的观点是，一个位高权重的人，对他的能力要求是和普通人不一样的，比如说他的思想能力，他的组织能力，那么在道德上也是一样，对于一个位高权重的人来说，一个普通人的道德分量是不足的。许子东：这牵涉到对人性的基本理解，我们的分歧就在这里，在我看来，再高的人跟最普通的人的道德也是一样的，他门的人性标准是一样的。祝东力：不应该是一样。许子东：你的不应该一样是中国古代的，所谓“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大夫用礼来约束，老百姓才用刑约束。祝东力：这个不是我的观点，就是说刑也要上。窦文涛：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祝东力：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且甚至制裁的力度要更大，因为社会给你这样的荣誉，给你这样的社会地位，你就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你的道德要求是应该更高一些的。窦文涛：我估计在美国也是这样，通常一般美国人觉得总统也应该这样，总不能说是个坏人在当总统。许子东：这是选民的美好心愿，是政治家的手腕，但是大理论家早就把人性的这些基本问题看透了。你要去问霍布斯，问马克思，问卢梭，他们才不会假定当官的道德会比老百姓好。许子东：那是从职业道德的方向去规范，就是说你做了这个官就不能做这样的事情，这个是职业道德，并不牵涉到个人的伦理道德问题。祝东力：职业道德跟一般道德没有关系吗？当然是有关系的。许子东：但是是两回事。祝东力：对。有一句话，芬兰的一个总检察长说过，“公民的道德自律是预防腐败最有效的手段”。许子东：这是公民的道德，没有只提是官员的公民道德。窦文涛：我夹在你们俩的观点当中，也感觉是两难或者说是难以两全，或者说应该两全，为什么呢？有句话叫法不责众，其实现在了解内情的人就知道，地方上的这种贪官，官官相护，官官相连，你怎么办？有的时候是大面积的重灾区，所以到后来一出案子就说某地方窝案。这种情况好像也会让我们感觉到，也得要求一下他们的人格。比如说咱完全没有任何教育，一个个人都是为了利益最大化，规避法律的缝隙，所以如果一大片人都这么干，那法律还管得过来吗？是不是也有这个问题？许子东：在美国，基本上人生活是靠三个东西维系的，第一是金钱，美国最典型的，社会是赤裸裸的，就是给我看钱，这是全社会流行的一句话。可是除了这个以外还有另外两个东西在管着钱，一个是教会，有600万牧师坛，一亿多人每个星期都要去教会，虽然要赚钱，但是把钱拿来做好事，所有礼义廉耻的东西都在教会里得到教育，越穷的人越去。还有一个就是警察，告诉你有很多事情你不能做，虽然你想要钱，但是你敢吗？你敢去偷吗？你敢去骗吗？你敢逃税吗？下面有一个惩罚机制。我当时把美国的这个东西跟中国比，发现中国的教会跟警察是合一的，中国这两年教育跟惩罚都是一个机构管的，而这个机构现在要面对金钱这个最大的恶魔，就是个人利益最大化，而这又是建筑于正常的人性的，那么怎么来制约这个问题？祝东力：刚才许老师说在上有一个信仰，在下有一个法律，而这一上一下就把市场、金钱的原则放在鸟笼里了，这就是鸟笼经济在西方成熟国家的含义。其实我刚才强调的也是在上要有一个信仰，在下要有一个制度，要把这个金钱的欲望给宽泛住。祝东力：这就是我刚才说的，这是中国的国情，中国的政治经营集团从来都是一身二任的，他是士大夫，是读书人，他代表信仰。许子东：又要找一个绍兴师爷来帮他打棍子。祝东力：他继承孔孟的道统，同时他又是官员，他是代表制度的、代表皇权的，所以在中国历来是一身两任。我觉得这是一个国情，我们不可能在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里去改变。许子东：但我觉得应该慢慢改变，虽然我以这个传统而自豪。（完）

门阀士族为何在唐宋时期被平民阶层所取代呢？

其中的原因是在唐朝以后，古代中国推出了科举制度，而科举制度的推出，这也正是粉碎了当时门阀士族对官阀的一个统治。科举制的推出也推动了当时，许多平民阶层的学生开始向上层建筑慢慢爬升，这样的曼曼爬山也推动了当时后朝廷官员的一个大换血，而且在以后这些官员也不能够通过家族继承来获得家族性的一个官位，所以说在之后许多门阀士族就被平民阶层所取代，就是因为科举制的原因。

其中的第1个原因是，作为门阀士族他们不努力的后果。门阀士族由于他们靠着父辈的一个努力，一辈子都是吃着自己的老本，没有上进心所以说在一个硬实力成绩上面就存在着一个欠缺，同时依靠着官官相护，保住自己的一个乌纱帽，这样的一个现象也导致了当时国家政治动荡，官场混乱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说在后世的统治者，他们都想改变这样的一个情况。

其中第2个原因是在唐朝以后科举制度推出，让这些平民阶层有了可以做官的途径。许多人就为此奋斗努力向着更高的士级阶层迈进，毕竟想着如何出人头地只能奋力读书，努力当官，这样的话才能给自己的祖先，还有父母们一个好的交代。就当官的这个途径来说的话，也只能通过科举考试来形成，也就是说在一个乡里面能够成为举人的话，那么就证明这个人是非常的努力也是非常的厉害的。

还有最后一个原因是手工业经济开始发展，在中国南宋的时候，平民阶层也开始有了资产。在平民阶级有了资产之后，他们也可以利用自己的资产来获取自己一定的权利，同时自己也要努力读书的话那么钱权都会有。

小白菜的故事

小白菜是清末四大奇案之一“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中的人物，原名毕秀姑。当时闹得朝野耸动、家喻户晓。

姿色出众的毕秀姑，人称小白菜，其夫患病而，却被县令刘锡彤诬为与杨乃武通奸谋杀，并且施用酷刑逼供，屈打成招。但是由于家人不断上告，又加上朝廷政治斗争的机遇，“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才得以昭雪。杨乃武、小白菜是小人物，牵出的社会背景却是纷繁复杂，引发出的案件情节跌宕起伏，所以杨乃武、小白菜的故事流传至今仍然耐人寻味。

清朝同治、光绪年间的浙江省余杭县仓前镇，塘河穿镇而过，镇上川流不息的人群忙碌着、招呼着。镇上有一家豆腐店，店主姓葛，因排行第一，人称葛大，娶妻喻氏，生下一子，名唤品连，人称葛小大。后来葛大病，豆腐店不开了，品连就到余杭一个豆腐作坊当伙计。母亲葛喻氏改嫁给一个名叫沈体仁的木匠，故又称沈喻氏。同治十年（1871），沈喻氏托品连的干娘冯许氏做媒，聘毕秀姑为品连之妻。这一年秀姑17岁。

毕秀姑，也是浙江余杭人，因为平时喜欢穿一件绿色的衣服，系一条白色围裙，人又清秀，街坊给她起了个绰号叫“小白菜”。她幼年丧父，母亲王氏改嫁给了一个叫喻敬天的小贩。到了喻家以后，她虽然聪明能干，但是继父并不喜欢她，经常遭到市井无赖的调戏侮辱。

小白菜嫁给葛品连以后，因丈夫长得像《水浒传》中的武大郎，而她貌美如潘金莲，人们又叫她“毕金莲”；又因丈夫是做豆腐的，也有人叫她“豆腐西施”。

葛品连与小白菜定亲后，家里的房子不够住，于同治十一年（1872）三月暂时在喻敬天家成亲。喻敬天家房屋狭窄，久居不便，于是葛品连夫妇打算在外面另租房屋。恰好这时县城内澄清巷口西首有一户姓杨的人家请沈体仁修房子，房屋修好，除了自居以外还有一间空屋子。葛品连便托沈体仁向杨家承租，月租1000文。

这户姓杨的人家世代居住在浙江余杭县，以养蚕种桑为业，家境小康。主人杨乃武，字书勋，又字子钊，排行老二，人们都称他杨二先生。20多岁考取了秀才，30出头又中了举人，令街坊邻里羡慕不已。杨乃武有个姐姐叫杨菊贞（淑英），出嫁不久，丈夫就去世了，青年守寡，便住在娘家。杨乃武在襁褓之中，便由姐姐照看，因而姐弟感情深厚，如同母子。后来杨乃武娶了城中詹家的女儿詹彩凤为妻。詹家在城中，也是家小乡绅。詹彩凤是一位勤劳节俭、善良贤惠的妇女，种桑、种地、养蚕，终日劳碌。杨乃武性情耿直，平日看到地方上不平之事，总是好管多说，伸张正义，又常把官绅勾结、欺压百姓等事编成歌谣，对官府见不得人的弊端进行了大胆的揭露与辛辣的嘲讽。对于官府来说，杨乃武是一个“刺儿头”式的人物，有一支厉害的笔，又有举人的头衔，因此，本来就与杨结仇的县官刘锡彤对其更加痛恨，一直俟机报复。

刘锡彤原先只是余杭县城外一处关卡的九品小税吏，掌管着来往商客的船只课税之权，对老百姓的正当买卖也是敲诈勒索，无恶不作，引起了当时还是秀才的杨乃武的愤恨，早就打算为乡亲们出出气了。正巧当地修桥铺路，需要派人到杭州府去采购基建材料。杨乃武急公好义，即自告奋勇到杭州府去走一趟，顺便拜谒在杭州任知府的老师。杨乃武到杭州府购置建材装完船只后，乘拜望老师之机，请知府出一份免税的公文，用以对付刘锡彤。杨乃武押运货船回到余杭关卡时，既不对查税的税吏讲明船上是为公益之用的建材，也不出示杭州府免税的公文，却佯称自己是商船，暂将货船停泊抵押，自己回去取税银。杨乃武在再去杭州府的途中，悄悄将杭州府发的免税公文拿出来用双手拧成两截，一截立即销毁，另一截揉揣在怀里去见自己的老师。他诬称“刘锡彤扣船敲诈，见了免税的公文欲夺取撕掉，幸亏自己抢得快，才抢到这半截”，说完从怀里取出剩下的公文呈给知府过目。知府看后大怒，认为有州府免税公文证明杨乃武是为公益办事，刘锡彤竟然也要敲诈勒索，立即发一火签，将刘锡彤的税吏免职。这位九品官还不知道怎么回事，自己的红顶子就被摘掉了。后来得知是当地的杨秀才从中捣鬼，刘锡彤恨得咬牙切齿，发誓要报仇雪恨。他到北京花了五千两银子，捐到了余杭县县官的职位，从此对余杭百姓更加横征暴敛，疯狂剥削。仓前镇是漕米集中的地方，百姓完粮，陋规极多。交银子有火耗，交粮米有折耗，量米的时候还要用脚踢三脚。受欺负的都是些中小粮户，他们叫苦连天。于是杨乃武代他们交粮米，又代他们写状子，向衙门陈诉粮胥克扣浮收，请求官府剔除钱粮积弊，减轻粮户额外负担。仓前镇收粮官何春芳反咬杨乃武一口，说他鼓动农民抗粮不交，代农民包 交漕米，从中渔利。县官刘锡彤立即传杨来讯问。杨据理力争，刘理亏，便说他吵闹公堂，目无王法，将他驱逐出去，而钱粮之舞弊如故。杨乃武愤愤不平，于夜间在县衙的墙上贴上一副对子：“大清双王法，浙省两抚台。”因为清朝明令禁止量米时用脚踢，抚台也有布告，溢出的米准许粮户扫取，但是余杭县却仍旧不改。经历这件事，刘锡彤恨不得将杨乃武碎尸万段。不久，报仇的机会终于来了……

葛品连向杨乃武家承租了住房，于同治十一年（1872）四月二十四日与小白菜搬入居住。葛品连每天半夜要起床做豆腐，因此常常住在豆腐作坊里，十天半月回家一次。杨乃武夫妇见小白菜聪明伶俐，性情温顺，都很喜欢她。因为葛品连经常不在家，詹氏常叫小白菜到家里与杨家人一起吃饭。小白菜也常请杨乃武教她识字念经。两家相处很融洽。小白菜从前经常遭到市井无赖的欺侮，自从搬到杨家后，那些无赖再也不敢来了，因为杨乃武见到他们是要骂的。那些地痞便制造谣言说“羊吃白菜”。谣言传到了葛品连耳里，他渐渐起了疑心。于是有几个夜晚，他潜回家里，在屋檐下偷听，除了听见杨乃武教小白菜读经卷以外并没有听见任何私情。接着，葛品连将谣言和偷听情形，告诉了母亲沈喻氏。沈喻氏来杨乃武家时，也看到过小白菜和杨乃武夫妇及杨菊贞同桌吃饭，听品连这么一说，心里不禁也有些怀疑。沈喻氏原是个糊涂人，竟愚蠢地和邻舍谈起这事，于是街闾遍传，流言就更多了，而杨家人还蒙在鼓里。

一天，葛品连回到家中，杨乃武向他讨取房租，因房租已经欠了几个月了。葛没有钱便向沈喻氏商借，沈喻氏说，外间闲言很多，为了避嫌，最好另行租房居住。于是同治十二年（1873）闰六月，葛品连与小白菜移居到太平弄口喻敬天表弟王心培家。自小白菜搬走后，杨乃武从未去过小白菜家，小白菜也没有再来过杨乃武家。

搬到王心培家以后，小白菜又经常受到外人欺侮。县衙门有个捕役名叫阮德，他有个姐姐叫阮桂金，已经嫁过三个男人，与粮胥何春芳有 染。县官刘锡彤有个儿子叫刘子翰，是个花花公子，经常与何春芳在一起冶游，素知小白菜美而艳，垂涎欲滴已久，于是和一个同他相好的佣妇计谋把小白菜搞到手。一天，佣妇以他事诱骗小白菜到她家，小白菜到达时，刘子翰已在那里恭候多时，见到小白菜容貌分外俏丽，色胆包天，便将小白菜了。小白菜心中无比痛恨，却又畏惧刘子翰的权势，又害怕事情败露后丈夫不能原谅自己，因此一肚子苦水不敢声张。然而恶毒的佣妇却将此事泄露给阮桂金，阮桂金又告诉了何春芳。何春芳早就想染指小白菜，于是于八月二十四日潜入葛家，正好王心培夫妇不在家，何春芳便以刘子翰之事相要挟企图小白菜。两人正在厮打之时，葛品连从外面进来，小白菜哭泣不止。葛品连大骂何春芳，何春芳灰溜溜地走了。葛品连即责骂小白菜，认为在杨家的时候已有谣言，现在又发生这样的事，怀疑小白菜行为不端。从这以后，葛对小白菜经常非打即骂。有一次，葛让小白菜腌菜，晚上回家的时候看到还没有腌，立即将小白菜痛打一顿，小白菜气得把头发剪掉，要去当尼姑。二人的母亲沈喻氏和喻王氏闻讯赶来，询问王心培，知道了吵闹原因。小白菜的母亲气得直哭，说腌菜小事，何必这样痛打。葛品连的母亲也责骂他不该这样，葛品连说是打她一顿出出气。经劝解后，二人和好如初。

十月初七日，葛品连突然身发寒热，双膝红肿。小白菜见他有流火症状，劝他请个替工，休息两天。葛不听，仍然到豆腐作坊上工。初九日早晨，葛身体支持不住了，便往家走，路过点心店，买了几个粉团边走边吃，走到学宫化字炉前竟呕吐不止。回到家时已两手抱肩，发寒发抖，呻吟不绝。小白菜连忙扶他上楼，给他脱掉外衣，盖上两床被子。问他病情，说是初七日到作坊去，两天来身体总是忽冷忽热的，恐怕是疾发气弱，让小白菜拿1000文钱托喻敬天代买东洋参和桂元。买来后，小白菜煎成汤给他服下，并请王心培的妻子去告知喻王氏。喻王氏赶来时，葛品连仍然卧床发抖，时欲呕吐，她照料了半天便回家去了。下午，小白菜见葛喉中痰响，口吐白沫，问他怎么样，他已不能说话。小白菜急得喊叫出来，王心培闻声上楼，小白菜告知情由，王心培马上去叫沈喻氏和喻王氏。二人赶到时，葛已经不能张口了，急忙把医生找来，说是痧症，用万年青萝卜籽煎汤灌救无效，气绝身亡。家人悲痛欲绝，为葛换了衣裳，尸体正常，并无异样，当时都没有什么怀疑。

葛时正是十月，气候很暖，葛身体肥胖，初十夜间尸体口鼻内有淡血水流出。葛品连的干娘冯许氏对沈喻氏说，葛得可疑。沈喻氏见尸体脸色发青，也起了疑心。就盘问小白菜，小白菜说并无别样事情。冯许氏叫来地保杨仁，请他代写呈词，准备到县衙喊告。呈词中仅说因不明，并未涉及任何人。十一日黎明，杨仁、沈喻氏赴县衙喊告，县官刘锡彤听说出了命案，赶紧带领仵作前往验尸。这时候正好当地有一个绅士陈湖到县衙来给人看病。陈湖是个秀才，懂得一点医道，平日里与杨乃武不睦，因为杨乃武的谤诗里也提到过他。他听说葛品连身不明，便对刘锡彤说，外面早就有传言说杨乃武与小白菜有私情，现在葛品连暴，内中恐有别情。刘锡彤听说，忙叫人去打听，果然有这种说法，随即前往验尸。当时尸体已经膨胀，上身淡青色，肉色红紫，仵作沈祥辨认不真，把手指脚趾灰暗色认作青黑色；口鼻里血水流入两耳认做七窍流血；用银针探入喉管是淡青色认作青黑色；银针抽出时，并未用皂角水擦洗即认作服毒。因为尸体没有僵硬，仵作说成是烟毒。门丁沈彩泉听信了陈湖的话，就说不是烟毒，一定是有人用砒霜毒。一个说是烟毒，一个说是砒毒，争论不休，仵作便含糊报称是服毒而。刘锡彤听说是服毒身，立即传问葛品连的邻舍，都不知毒药从何而来。刘锡彤也因为有陈湖之言，已怀疑与小白菜有关，当即将小白菜带回县署。

葛品连事实上就是病，可是这么多人添枝加叶，又牵扯到新科举人杨乃武，刘锡彤心中窃喜：“嘿嘿，杨乃武，你终于落到我手里了！”他将小白菜带回县衙后，当天就迫不及待地坐堂审讯，追问小白菜毒药从何而来，小白菜供不知情。刘锡彤百般劝诱，小白菜仍说不知是服毒身，更不知毒药从何而来。审了半天，小白菜始终说不知道。夜间再审，刘锡彤不问毒药来源，却要她说出与何人通奸。小白菜也说没有。一再逼问，都说没有。又问在杨乃武家住时是否与杨乃武有私情，小白菜说杨乃武只是教她识字读经，并无私情。审了多时，仍审不出。刘子翰、何春芳害怕逼问，小白菜会说出他二人来，当夜立即叫阮桂金到狱中诱骗恐吓小白菜说：“葛品连是被毒的，验尸已经确认。外面都传说是你谋杀亲夫，罪名一成立，你就会被凌迟处，那可是千刀万剐啊！要想活命，只有说是别人叫你毒的。你在杨乃武家住过，外面早就说你和杨乃武有关系，如果你说出是杨乃武叫你毒的，你就不会判罪了。杨乃武是新科举人，面子大，也不会。也就是把举人的头衔革掉，明年再考，还是举人。可是如果你说出刘公子之事，毫无对证，那就是诬陷好人，要罪上加罪！你可要想清楚啊！”小白菜吓得说不出话来。第二天再审，刘锡彤逼问和毒药，小白菜还是说不知道。刘锡彤就叫动刑，一连三拶。小白菜一个柔弱女子哪里熬得过去，既不敢说出刘子翰之事，又不想说出别人，只好照阮桂金所教的话供了，说杨乃武初五日曾到她家里，给她一包药，说是治流火的，葛品连吃下就了。

刘锡彤取得了小白菜口供，真是乐得合不拢嘴，立即传讯杨乃武。杨家人听说葛品连被人毒，正在诧异，县里来传，便随差人前去。杨乃武一到，刘锡彤便审问，叫他供出如何用毒药毒葛品连。杨乃武怒斥刘锡彤凭空诬陷，刘出示了小白菜的口供，杨乃武坚决否认此事。因为杨是新科举人，按律规定，必须先革功名才能用刑。十二日，刘锡彤即申请上司将杨乃武的功名革去。不等上面的批文下来，第二次审问时便立即动刑，一连审了数次，夹棍、火砖等刑都使用过了，杨乃武坚决不肯让刘锡彤得逞。杨的堂弟杨恭治与詹氏的弟弟詹善政闻知后，以杨乃武 初五日正在南乡岳父家里除灵为由赴县衙为杨乃武辩白。刘锡彤提案质讯，小白菜畏刑，仍然照前供说。刘锡彤认为案情已查明，便将情况详报上司。

刘锡彤自恃与现任知府陈鲁关系密切，认为上司批准即可定罪。陈鲁翻阅原供，见杨乃武并未承认，就命令把全案人犯案卷解府复审。十月二十日，杨乃武和小白菜、沈喻氏、喻王氏、詹氏以及其他有关人证都被解送到杭州。刘锡彤亲自到杭州打点，解送杭州的原供都作了篡改。者口鼻流血改为七窍流血；银针未用皂角水擦洗改为已用皂角水擦洗；初五日给小白菜毒药改为初三日。陈鲁是军功出身，看不起读书人。他早听说杨乃武惯作谤诗，毁谤官府，认为杨乃武是个不守本分的人；仓前镇粮户闹粮的事，也知道是杨乃武为首，又有刘锡彤先入之言，所以此案一解到府，即不容杨申辩，第一次审问便用刑逼供。小白菜因有供在先，不敢翻供。愚昧荒唐的沈喻氏听小白菜诬供毒药是杨乃武所给，竟然也改供说在葛品连时，见得可疑，即盘问小白菜，小白菜说是杨乃武叫她下毒的。陈鲁并不追问沈喻氏，却用严刑逼问杨乃武，跪钉板、跪火砖、上夹棍，几次昏过去。一连几堂，杨乃武熬刑不过，只得诬服，乱供曾到小白菜家给她毒药。陈鲁又问毒药从何而来，杨乃武说是前次到杭州回余杭路过仓前镇，花了40文钱买了一包砒霜，说是毒老鼠的。问他在哪个店里卖的，店主叫什么，杨乃武说在爱仁堂药铺，店主叫钱宝生。陈鲁取得杨口供后，不传钱宝生对质，却叫刘锡彤于二十七日转回余杭传讯钱宝生，讯问他卖毒药经过。

钱宝生到县衙，刘锡彤问他卖砒霜经过，钱宝生说这个月并没有看见过杨乃武到仓前，更没有卖过砒霜，爱仁堂是个小药铺，从来不进砒霜。刘锡彤一再威逼利诱，钱宝生还是坚决否认此事，并说他的名字叫钱坦，从来没用过钱宝生这个名字。钱宝生的弟弟钱垲听说哥哥被捉到县衙，赶来打听内情，设法营救。他知道陈湖与刘锡彤很熟，就去恳求陈湖说情。陈湖私下里对钱垲说杨乃武供词中是买砒霜毒老鼠的。卖砒霜的药铺并不知道是毒人，所以承认下来，也没有什么罪，至多是杖责，不承认，反而有罪。如果承认，马上可以请县衙给一张无干的谕帖，这样就不会有拖累了。于是钱垲劝钱宝生承认。钱宝生听他们这样一说，就答应了，当即在门房里出了一张卖砒霜的甘结（旧时交给官府的一种画押字据）。陈湖拿了甘结进去见刘锡彤，刘见取得了甘结，所以就给了钱宝生无干的谕帖。刘锡彤骗到了钱宝生的卖砒霜甘结后，即日赶到杭州府。陈鲁即根据供词及甘结定案，按律拟罪：葛毕氏凌迟处，杨乃武斩立决。陈鲁严刑逼供，草率结案的事情立即哄传全省。当时距离乡试结束不久，杨乃武就是这一年八月乡试时考取了第48名举人的，当时许多乡试没有考取的生员对考取的人本来就心怀嫉妒，听说新科举人中出了谋夫夺妻的凶案，都幸灾乐祸，奔走相告。还有出入官府的一些士绅幕客，杨乃武在谤诗里提到他们的，也都推波助澜，众口一词，说杨乃武是十恶不赦的大坏人，都以早日看到处斩为快！这时候，杨家一家五口，面对这样突如其来的惨祸，惊恐万状，家破人亡已在目前。詹氏日夜啼哭，双目红肿。只有杨乃武的姐姐杨菊贞头脑非常清醒，她眼看相依为命的弟弟罹此奇冤，受刑诬服，悲愤之余，四处奔走，设法救弟弟一命。她来到杭州城隍山城隍庙请了一签，签上说：“荷花开处事方明，春叶春花最有情。观人观我观自在，金风到处桂边生。”城隍山上的测字先生解释说还有救，到荷花开时冤情可以明白，桂花开时人就可以平安归来了。接着杨菊贞又去扶乩，乩坛也批了两句诗：“若问归期在何日，待到孤山梅绽时。”这些本属无稽之谈，但是在当时迷信十分盛行的情况下，无疑对杨菊贞是一种莫大的鼓舞，增加了她为弟申冤的信心。杨菊贞首先去找沈喻氏，得知她在县里和府里的口供不一致。接着又找到爱仁堂药铺老板钱宝生的母亲和伙计，都说杨乃武从没有向他们买过砒霜，这样她心里更有底了，冤情十分明显，她决定到臬司、藩司、抚台衙门告状。谁知官官相护，按察过了两堂，即认定原审无误，照原拟罪名详报巡抚定罪。当时浙江巡抚是杨昌浚，余杭县官刘锡彤就重贿其属下，结果以“无冤无滥”审结，按照杭州府原拟罪名判定，至此已铁案难翻，只要刑部回文一到，就要立即执行了。杨乃武的亲属都认为没有生望了，只有杨菊贞不心，入狱探监，与杨乃武商量，决定上京告御状。杨乃武自拟呈词，历述冤情以及各级官府严刑逼供屈打成招的经过。呈状写好后，由杨乃武的舅父姚贤瑞作“抱告”，陪同进京，因为当时女人是不能递呈告状的。杨菊贞与杨乃武之妻詹氏和一双儿女，身背黄榜，历尽千辛万苦，走了两个月，到达北京，向都察院衙门提出了控诉。不料都察院问都不问，就将他们押解回浙江，仍交给巡抚杨昌浚审理，这次告御状算是失败了！杨菊贞仍不心，誓为弟洗冤，准备二次进京告状。她二次进京得到了当时非常著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的大力支持。这位胡雪岩先生曾在浙江巡抚王有龄、闽浙总督左宗棠的支持下，开钱庄、办洋务，后来又在杭州开设胡庆余堂药店。他有资金3000万，田地一万亩，用钱捐了个江西候补道的功名，成了有财有势的官商。他从小家境贫寒，又是学徒出身，所以对贫苦百姓生活比较关心。他为人乐善好施，仗义疏财。杨乃武冤案发生时，正在杭州筹办胡庆余堂药店的胡雪岩，是最早了解冤案内情的一个。胡雪岩有个西席（尊称授业之师或幕友为“西席”）叫吴以同，与杨乃武是同学同年，知道杨乃武平日为人正直，这次获罪一定是有人陷害，他把杨菊贞上京告状及准备二次进京的情况告诉了胡雪岩，胡表示愿意资助。在吴以同的引荐下，杨菊贞拜见了胡雪岩，胡深表同情，不仅慷慨资助他们全家进京的路费，而且到京后所有用度也都包了下来，这已是同治十三年（1874）九月的事了。

就在杨菊贞准备二次进京告御状的时候，恰好有个浙江籍的京官、翰林院编修夏同善丁忧服阙后起复回京，胡雪岩为他饯行，由吴以同作陪。席间胡雪岩、吴以同向夏同善讲述了杨乃武冤案的曲折经 过，并且请他在京设法帮助，夏答应相机进言，不料这件事成了日后杨乃武冤案平反的关键一环！

杨菊贞二次进京后，由夏同善引荐，遍叩了浙江籍在京官员30余人。夏同善与大学士翁同龢商量，得到了他的大力支持；夏同善还会同御史王昕亲自上疏，为杨乃武平反。于是，朝廷派了礼部侍郎胡瑞澜为钦差，到浙江勘查此案。浙江巡抚杨昌浚得知胡瑞澜到了杭州，就威逼利诱，说此案已经反复审问多次，无偏无枉，不宜轻易改动，否则引起士林不满，地方官吏今后也难以办事了。同时又推荐宁波知府边葆城、嘉兴知府罗子森会同审理。边葆城是杨昌浚湖南老乡，又是刘锡彤的姻亲，因此在复审时，边葆城动以酷刑，日夜熬审。最后一堂把杨乃武的双腿夹折，对小白菜则十指拶脱，还用铜丝穿入乳头，惨不忍睹，就这样严刑拷打，钦差审结，仍然维持原判。这样一来，原审各级地方官吏如释重负，这批湖南帮的大小官员弹冠相庆，设席宴客，认为从此铁证如山，不会再有反复了。

而在京浙江籍人士对杨案主犯屡翻屡服，杨菊贞两次上京，认为必有曲折隐情。有些举人、生员和杨乃武的好朋友三十余人联名向都察院、刑部提出控告，揭露此案，县、府、按察、督抚、钦宪七审七决，都是严刑逼供，屈打成招，上下包庇，草菅人命，欺罔朝廷，要求提京彻底审讯，昭示天下，以释群疑。在京官员认为这件案子如果真是有冤情不得平反，不仅是杨乃武、小白菜两条人命的问题，而且是有关整个浙江读书人的面子问题。于是，夏同善、张家骧取得刑部侍郎袁保恒、大学士翁同龢等人的支持，向两宫太后陈诉冤情，要求将 杨乃武、小白菜一案提京复审。最终杨乃武、小白菜案得以平反，与慈禧太后的直接干预有极大关系。

当初由大学士翁同龢向两宫面陈案情，就引起了慈禧太后的注意，她没有直接下达谕旨，而是通过刑部叫浙江巡抚杨昌浚亲自审问，但她同时派了御史王昕到浙江私访案情。对于此案是否提京复审，开始慈禧太后是犹豫的，她对地方官吏承办的要案也不 愿轻易更改。但后来杨乃武冤狱的呼声越来越高，朝廷内外到处哄传，又加上官员不断上疏奏请提京勘查，慈禧太后终于下了决心：“叫刑部彻底根究。”这样，江浙派官吏初步得到了主动权。

刑部大审，开棺验尸，认定葛品连并非中毒而。刑部复审勘验情况奏知两宫，这时已将刘锡彤革职拿问。原审各级官员为什么审办不实，要刑部再彻底根究，于是又提集犯证审问了两次。

在是否惩办各级办案官吏的问题上，江浙派与两湖派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以大学士翁同龢为首的江浙派力主惩办这些草菅人命的贪官污吏；另一派以四川总督丁宝桢为首，附和的多是两湖籍官员，故称两湖派。他们认为不能为了区区两个平头百姓处理这么多官吏。由于这两派的争吵，刑部平反的奏疏，一直拖了两个月，迟迟不上，直到光绪三年（1877）二月十日，奏疏才上去，但是对于巡抚杨昌浚、钦差胡瑞澜并未提出参革，许多受贿、包庇等情弊也未提及，马虎了事，直到二月十六日以光绪帝名义下的平反谕旨才将二人革职。杨昌浚虽然革了职，刘锡彤虽然是充军到黑龙江，但对刘子翰却完全开脱了。其余承办此案的知府、知县，都只是革职了事，只字不提行贿受贿之事。

从杨乃武、小白菜一方来说，冤案昭雪无疑是莫大的幸事，而事实上他们只是民间的一个小案，在那个时代其实是不足为怪的。可是现在被渲染成爱情故事的案件背后陷藏着重大的政治斗争，难怪杨乃武在出狱后曾想去拜见救他一命的浙省大小官员，很多人并没有出面见他，毕竟参与这场斗争不光是为了一个杨乃武。参与对杨乃武审判的多是湖南籍官员，他们大多是左宗棠一手提拔的，在对渎职官吏的惩办上，朝廷也只采取了革职了事，而并没有量刑处罪，这就表明了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刑事案件。

在这场无辜的冤案中，杨乃武几乎被折磨成了残废，刑部却说刑伤业已平复，并无伤筋折骨的情况。

经历了三年多的牢狱之灾以及各级官吏的残忍折磨，杨乃武虽里逃生，家人团聚，但受此打击，人虽未亡而家已破，痛定思痛，实在是悲多欢少啊！从北京回家的路费仍然是胡雪岩资助的。

杨家人回到余杭县后，已是家产荡然，生活困难。杨乃武依靠亲友帮助，赎回了几亩桑地，以养蚕种桑为生。这时他虽然只有36岁，正当年富力壮的有为之年，但经过这场灾难，棱角已被磨尽，心灰意冷，轻易不与外界交往，专心致志研究孵育蚕种。余杭盛产丝棉，行销全国。杨家世代养蚕，对育种有一定经验。过了三年，杨乃武所育蚕种名气就传开了，远近都来购买，他家的蚕种牌记是“风采牡丹，杨乃武记”。凡是杨家出卖的蚕种，都盖上了这个牌记。每到育种时，全家大小日夜忙碌，家里生活也日渐好转。杨乃武就是这样安静地度过了自己的后半生，直到1914年去世，终年74岁。

小白菜出狱后，回到余杭，万念俱灰，在南门外石门塘准提庵出家为尼，法名慧定。庵里没有香火，以养猪、养鸡为生。从此就在青灯古佛旁、晨钟暮鼓中了却残生，于1930年去世。她的墓塔建在余杭东门外的文昌阁旁，为了表白自己的清白和坦然，墓址选在河岸路旁。

水浒传中柴进的丹书铁券真的有用吗？为何柴进还是进大牢了？

丹书铁券，与人们经常说的免金牌是差不多的，作用功能都是“免”，但是，这样的东西在历史上真的是有用的吗?在《水浒传》当中，柴进柴大官人是有丹书铁券的，他也正是依靠着这个做了很多事情，在他看来，正是因为丹书铁券的免的作用，让自己得以做很多“违规”的事情。只是，既然柴进能够免，为何最终还是被抓进大牢了呢?柴进也终于因此而无奈之下上了梁山，这样说来，丹书铁券岂不就只是一纸空文吗?

1、丹书铁券简介

所谓“丹书铁券”，是指古代帝王颁授给功臣、重臣的一种特权凭证，又称“丹书铁契”，亦即民间叙事中所说的“免牌”、“免金牌”，颁授“丹书铁券”的制度最早始于汉高祖刘邦。

丹书铁劵(dān shū tiěquàn)俗称“丹书铁契”，又名“金书铁券”、“金券”、“银券”、“世券”等，省称“铁券”。丹书：用朱砂写字;铁契：用铁制的凭证。古代帝王赐给功臣世代享受优遇或免罪的凭证。文凭用丹书写铁板上，故名。为了取信和防止假冒，将铁卷从中剖开，朝廷和诸侯各存一半。

据考，汉高祖刘邦为巩固统治笼络功臣，颁给元勋“丹书铁券”作为褒奖。刘邦建立汉王朝后，“命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叔孙通制礼仪;又与功臣剖符作誓，丹书、铁契、金匮、石室，藏于宗庙”。其中的“符”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契”，即皇帝与功臣、重臣之间信守的凭证。“丹书、铁契、金匮、石室”，即以铁为契，以丹书之，将皇帝与功臣、重臣的信誓用丹砂写在“铁券”上，装进金匮藏于用石建成的宗庙内，以示郑重和保证“铁券”安全。然而，最早的“铁券”并无免罪和免等特权，仅作为一种加官晋爵封侯的凭证。获赐铁券的功臣及其子孙中，不乏获罪甚至被处的人。

北魏时期，孝文帝经常为宗亲、近臣颁授铁券，甚至还出现了大臣向皇帝乞求铁券，以作护身之符的现象;隋唐以后，颁发“铁券”已成为常制，凡开国元勋、中兴功臣皆赐予“铁券”，连一些宠宦、宦官也有获得“铁券”的。而且，从隋代起，“铁券”上的丹砂填字渐渐改为用金填字，故后世又将其称为“金书铁券”。唐代最著名的“钱镠铁券”，是乾宁四年(897年)唐昭宗颁赐给吴越国王钱镠的，现仍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丹书铁券”有了免的权限，最早在南北朝时期。早期铁券免次数大多在3次以下。从北魏至唐代，免次数不断增加，唐代后期，受赐铁券者的子孙甚至可以凭铁券免1至3次。

宋代时，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从后周柴家手中谋得皇位，为了安抚民心，下旨厚待柴氏子孙，赐柴氏“丹书铁券”，即使柴氏后人犯罪也不得加刑。家喻户晓的小说《水浒传》中所描写的“小旋风”柴进家的“丹书铁券”，确实有其历史依据。

到了明代，铁券制度进一步完善，明太祖朱元璋从法律上规范了“丹书铁券”的颁授对象，仅限于立有军功，被封为公、侯、伯的勋臣。明代金书铁券分为七等，其中公爵分为一等，侯爵分为二等，伯爵分为三等。各等铁券大小不一，最大的公爵一等铁券高一尺，宽一尺六寸五分。其他各等铁券大体是每等在高和宽两方面都递减五分。最小的伯爵二等铁券高七寸，宽一尺二寸五分。所有的铁券都是一式两件，一件授予获赐者，另一件藏于内府。在需要查验时，只要将它们放在一起，便可真伪立辨。

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大封功臣。李善长、徐达、李文忠等34人获公爵、侯爵封号，并被赐予“金书铁券”。明成祖朱棣即位时，帮助他夺取皇位的“靖难”功臣邱福等26人也都被赐予铁券。

明末，崇祯皇帝还曾给大宦官魏忠贤的侄子魏良卿颁赐铁券。

与唐代的铁券相比，明代金书铁券的券文已有明显变化。一是谋逆不宥，只宥其他罪;二是免的次数较少，子孙不免。

2、柴进为何上梁山

柴进在《水浒传》中是身份最高贵的人，前朝皇族，因让位有功(实际上是被夺了去)，赐豪宅珍宝，永享富贵，关键在于一项特权，赐予了丹书铁券，就是一张“不证书”，只要不造反，无论犯什么罪都不予追究，可谓超级护身符，但柴进在此庇护下，怎么还会走上造反的道路呢?

要说老赵家是真的好，赵匡胤是少见的不杀功臣的皇帝，而且连前朝皇族都留着，宋朝以后的皇帝都恪守这一祖训，传到柴进这里，好日子到头了。

柴进生得气宇轩昂，一表人才，好习枪棒，专好结交江湖好汉，柴进前后接济了不少大腕，比如林冲，还有武松，宋江等。由于柴进的特殊身份，但凡社会上犯事的，哪怕放火，柴进都敢让他住在自己的庄子里，这里成了罪犯们的世外桃源。柴进在江湖上的地位越来越高。

有着衣食无忧的生活，江湖地位又高，而且有丹书铁券护体，柴进怎么会选择落草呢?在宋江上梁山后，感念柴进之恩，想把柴进拉下水，柴进言辞拒绝，“男盗女娼”是最为不齿的，柴进皇族后裔，怎么也不会选择落草为寇。

事情的导火索是宅基地问题。还不是发生在柴进身上，是他的叔叔。他叔叔叫柴皇城，住在高唐州，也是锦衣玉食，还有一处花园子。这时，来了一个恶霸，叫殷天锡，他是知府高廉的小舅子，而高廉是高球的叔侄兄弟。殷天锡看中了柴皇城的花园子，要抢来。柴皇城为这事就给气病了，叫来了柴进。

柴进有丹书铁券，胸有成竹，自认为走正规渠道可以解决问题。于是去找殷天锡说理，本来事情闹不大，可他走时带着李逵。见面之后，两句话不对头，李逵上去就打，三拳两脚竟然把殷天锡给打了。柴进有丹书铁券护体，自认为没事，只让李逵快回梁山。

不多时高廉就找来了，柴进虽然是皇孙，却没有实权，高廉就把柴进给绑了。柴进疏忽了，他走的急，没带丹书铁券，在堂上高廉要看时没有。高廉正在气头上，根本不管许多，把柴进打的皮开肉绽，柴进挨不过，只得招认，被钉在囚牢。柴进心里苦，但柴进无话可说。之后梁山等人设法救出柴进，柴进一看没去路了，只好投靠梁山。

这里就有个问题，丹书铁券到底有用吗?假如柴进当时带着丹书铁券，会有不同的结局吗?

3、柴进的丹书铁券为何没用

在我看来，丹书铁券没用。丹书铁券一般是颁发给开朝功臣，尤其是武将的，以表彰他们的战功。丹书铁券只能当成一块荣誉奖牌，不能真正使用，用过的人，一般都了。

最早的丹书铁券的形式从汉高祖开始，韩信功高，刘邦曾经答应韩信三不杀，见天不杀，见地不杀，见铁不杀。但韩信还是被布袋吊在空中用竹签扎了。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也曾大肆颁发丹书铁券，但拿到的基本都了。崇祯皇帝还曾给大宦官魏忠贤的侄子颁过丹书铁券呢。所以，只能把它看成是一种荣誉象征，皇帝有一万种理由杀你，要是真把它当护身符，那就太傻了。

柴进的悲剧就在于过度迷信丹书铁券，他被高廉抓住时，就算带着丹书铁券，高廉也会说是假的，是伪造，先毒打一顿再说，反正天高皇帝远，而且，我猜想就算皇帝知道了，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皇帝看柴家也烦，要不是碍于祖宗的面子，早把他家给办了。

还是李逵说的好，在柴进准备带丹书铁券上京告御状，掰条例，走程序时，李逵说：“条例!条例!若还依得，天下不乱了!”李逵说的是大实话，现在哪还有秩序可言，都是官官相护，欺负老百姓，可笑柴进没看透这点，一味迷信朝廷会给他公道，却不想被现实打了一记响亮的耳光，此时柴进也看透了社会，心灰意冷，上了梁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