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盈三虚三月而诛少正卯-三盈三虚盱眙

1.孔子因言诛少正卯是怎么回事？

2.孔子诛杀少正卯是仁的具体展示吗？

3.孔子之诛少正卯

孔子因言诛少正卯是怎么回事？

《荀子·宥坐》：孔子为鲁摄相，朝七日而诛少正卯。

这个事件历来成疑，就连孔子门人也不理解。不但与孔子一贯宣讲的“仁”相抵触，是否合情合理？也一直被质疑是否符合当时他的职位权力，也就是说，鲁相七日诛杀少正卯，并曝尸三日，是否合法？

孔子诛杀少正卯这事，不是合不合法的问题。

荀子说有这事，韩非子说有这事，实际上都是为了给法家寻找圣人也严刑酷法的证据。我们知道荀子名义上是个儒家，实际上是儒家里面另开一枝创立法家，但是在当时非儒即墨的文化环境下，法家要迅速壮大，利用孔子的名声和模糊的事情为自己的观点论证，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荀子如此，韩非子也是如此。

因为时代久远，很多附会在圣人身上的事情因为圣人形象的不可动摇，变成了“事实”。

没有任何直接证据证明孔子诛杀了少正卯，甚至根本没有证据证明有少正卯这个人的存在。

按有关的记载，“少正卯”是当时的学问家，是鲁国的闻人，甚至后来附会到姓“闻”的是他的后人。少正是官名，卯才是他的名。他和孔子一样开办私学，其学术影响远大于孔子，他讲课的时候孔子那边就没人了，让孔子的学校“三盈三虚”。

与这么一个影响巨大的人物不相称的是，先秦典籍里关于少正卯的文字少之又少，孔子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那少正卯的弟子只能比孔子多，有成就的弟子也不会少，但历史上并没有关于少正卯弟子活动的任何记载。作为一个教育家，有影响的思想家，少正卯的思想、言论，没有被诸子百家的任何一家所引用。

少正卯这个人的存在，好像是专门为了被孔子七日而诛存在的。

孔子的儒家之学是以“仁”为中心的，就算他不得已诛杀了少正卯，还能把他的整个学术流派都剿灭？不可能也不现实的事情。

我们退一步讲，少正卯真的存在，并且因为讲学或者因为“五恶”（孔子给门人讲诛杀少正卯的理由）让孔子下了狠心要除掉，孔子能不能做到？孔子有没有权利清除他，合不合法？

孔子在鲁国当的官有各种说法，司空，大司寇，还有说是“相”。不过我们了解史籍的话，就知道，他的官是越当越大，是后人给加封的。最初是“司空”，这个相当于建设部长，“七日而诛少正卯”？开玩笑了吧。后世编书者也觉得不大合理，就加封他为“大司寇”，后来觉得还是不够，干脆封“相”，反正已经是孔圣人了，除了僭越王位，多大的官不敢当？

但是附会者忽略了一点，司空、司寇，都是宗法制度下的小官儿，是为以血统为标志的统治者打工的。而“相”，更不是秦国和秦汉时期的“宰相”，仅仅是“傧相”，打杂而已。春秋时期，还是以血统为主的封建宗主模式，是以宗法制度为主干的行政管理模式，无论是周王朝还是诸侯王廷，都是以血统为主的合议模式。孔子作为一个布衣，跻身鲁国官僚系统，地位和根基未必高，影响力成疑。

而“少正”是郑国的官职，记录中鲁国并没有这个官职。就算是有，那么也是个士大夫，大家都是同事，你咋地就能上来就把人家诛杀？短短七日，要进行合议，取得所有人的同意，没有明确罪名，痛下杀伐，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这种事情哪怕是到了后来集权王朝，都不现实。

再退一步讲，少正卯不是少正，只是姓“少正”，布衣之身办私学，那更不能杀了，姓“少正”就直接证明了他是世卿之后，哪里可能说杀就杀？

所以说，孔子杀少正卯根本不合当时的法，甚至是没有的事。

法家作为儒家衍生支流，既要尊重孔子，又要突出论证自己观点，所以荀子让孔子也出来杀个人，以体现圣人也是主张杀伐的。韩非子更是大肆渲染。《孔子家语》在编撰的时候，也在众口铄金中加入了这些杂言。

《史记》的记述原则是必须有文献参考，而司马迁的文字与《孔子家语》接近，虽不能说司马迁就是采用《孔子家语》的文献，至少说明与《孔子家语》同源。他很可能借鉴参考的本身就已经是伪文献了。一旦入了《史记》，便基本“坐实”，而汉儒以后的儒家，更是喜欢儒家圣人手握生杀大权的故事，把这事作为正能量来宣传。比如《淮南子》：“孔子诛少正卯而鲁国之邪塞；子产诛邓析而郑国之奸禁。”

这就是杀得好，该杀。至于杀没杀过，都不重要了。

孔子诛杀少正卯是仁的具体展示吗？

孔子杀少正卯是孔子一生不光彩的污点，根本不符合仁的思想，更说不上仁的展示。儒家正统认为是子虚乌有，坚决不承认。

卯是中国春秋时期鲁国的大夫，官至少正，能言善辩，是鲁国的著名人物，被称为?闻人?。少正卯和孔丘都开办私学，招收学生。卯多次把孔丘的学生都吸引过去听讲。孔子的课堂则是三盈三虚，只有颜回一个人在坚守。

鲁定公14年，孔丘任鲁国大司寇，代理宰相，上任后七日就把少正卯以?君子之诛?杀在两观的东观之下，曝尸三日。

孔丘回答子贡等弟子的疑问时说：少正卯是?小人之桀雄?，一身兼有?心达而险、行辟而坚、言伪而辩、记丑而博、顺非而泽?五种恶劣品性，有着惑众造反的能力，和历史上被杀的华士等人是?异世同心?，不可不杀。

孔于提倡仁，坚决反对轻易，当鲁大夫提出?杀无道以就有道?的想法时，孔子表示反对。杀少正卯一事，根本不符合孔子仁的思想。

《荀子?宥坐》中写道：?少正卯鲁之闻人也，夫子为政而始诛之。?

《孔子家语?始诛第二》里也记载道：?孔子摄行相事，有喜色，七日而诛乱政大夫少正卯，戮之于两观之下，尸于朝。?

现代学者蔡尚思认为:荀况是离孔子最近且最崇拜孔子的思想，他的记载应当是忠实的；汉以后许多学者都作了同样的论述；清末尊孔的也不得不认为诛少正卯是孔子的一个污行；孔子与少正卯不仅是学敌教敌，还是政敌，而且主张?道不同不相为谋?、?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并举《左传》中子产的儿子先宽后严将盗?尽杀之?而被孔子赞美为?善哉?的例子，说明孔子杀少正卯确有其事。

朱熹却怀疑孔子杀是否有此事，他在《晦庵集》中说：予尝窃疑之（少正卯之事）。盖《论语》所不载，子思、孟子所不言，虽以《左氏春秋》内外传之诬且驳而犹不道也，乃独荀况言之，是必器鲁陋儒，愤圣人之失职，故为此说以夸其权耳。

自清人阎若璩、崔述、梁玉绳、江永等人以来，以至当代杨景凡、俞荣根、匡亚明、钱穆等专家学者，均对孔子诛少正卯一案，持否认态度。 孔子的后裔孔令朋，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还认为:?孔子在鲁任官时，军政大权操于季氏三卿之手。孔子虽任大司寇，仍须听命于季桓子，不能想象越过季桓子任意。?因此，他们的结论:?七日而诛少正卯，非孔子所能为，非孔子时所需为?。

更有尊孔者，甚至认为连少正卯这个人也是虚构的。还有的以为?诛?字在古代可以释为?责?字，孔子诛少正卯，实则是责少正卯。

孔子之诛少正卯

孔子一生官运最旺的时候，是做了两年左右的鲁国的大司寇，并代行鲁国宰相职务。孔子掌握司法大权之后七天便诛杀了闻人少正卯，诛卯是孔子司法生涯中最重要的也是最受非议的案例。

这事最早记载于《荀子·宥坐》：

少正卯到底犯了哪种应诛之罪？孔子的弟子心存疑问。

孔子答复说，有五种罪恶而盗窃（强盗、偷窃）都比不上：一是内心通达却用心险恶，二是行为邪僻而且顽固不改，三是言论虚伪并善于狡辩，四是专记各种丑恶反面事例且十分博杂，五是赞同错误言行且加以润饰，有其中一种就该杀，少正卯五恶兼具，其举止足以纠集门徒结党成群，言论足以掩饰邪恶蛊惑众心，强力足以独立自存对抗正义，是小人中的枭雄，不可不杀。

现在看来，这都是些什么罪状呀？！没有一条具体罪行，让人难以理解。当子贡对诛卯提出疑问，孔子曰：“赐退，非尔所及”，意思是：子贡，你退下吧，这不是你能理解的。

对上述记载作案例分析，首先要问，孔子认为少正卯“五恶”皆具，不可不诛，有否礼法依据？

孔子所居之世，虽未有公布的成文法，但夏作《禹刑》、商作《汤刑》，至周有《九刑》、《吕刑》，是有一套不公开的法律体系的；同时，夏、殷、周三代之礼，因革相沿，到周公时代，周礼已比较完善。“五恶”是否为当时礼法所不容？孔子之前没有关于因“五恶”被诛的先例记载，孔子当时没有引用礼法方面的依据。

至于后来的《管子·法禁》记载：“行辟而坚，言诡而辩，术非而博，顺恶而泽者，圣王之禁也”，《荀子·非十二子》记载：“行辟而坚，饰非而好，玩奸而泽，言辩而逆，古之大禁也”，《礼记·王制》记载：“行伪而坚，言伪而辩，学非而博，顺非而泽以疑众，杀”，这些典籍都是孔子之后战国中期直至秦、汉时期后人所编，上述内容难以证明孔子当世“五恶当诛”已然存在。更大可能是孔子诛杀少正卯后，后人将孔子的思想、认识、言行奉为礼法、编入典籍。

从反面来说，如果“五恶”在当时真有礼法依据，孔子能不引法据礼？因此，可以断定孔子认为少正卯“五恶”皆具、不可不诛，实际上缺乏礼法依据。孔子之诛少正卯，可以说是典型的以言代法、以权代法，难以服众！

对此，孔子是清楚的，他采取了一种巧妙的手法来强化诛卯的正当性，那就是类比。他把少正卯与尹谐、潘止、管叔、华仕、付里乙、邓析、史付等归为一类。尹谐、潘止、付里乙、史付事迹不详，管叔因叛周被周公诛；华仕不臣天子，不友诸侯，被姜太公诛；邓析是历史上最早反对礼治、主张法治的思想家，他改变旧制、不法先王、不是礼义、不听君命，被郑国执政大夫驷歂。这群人的共同特征是以下犯上、悖礼反礼。孔子正是通过类比的手法，就此把少正卯打入反礼制的另类，上纲上线，扣上反礼制的帽子，这是一个涉及定性的关键环节，是把少正卯推向亡关键一步。这一手法后来被历代统治者效法，演绎了难以数计的冤假错案！

?“此五恶不成罪名，供君子之笔诛则可，供大司寇之按律惩办，则无此律法也。如在今之世，是曰违法……嗟乎，少正卯当从何处呼冤哉！”——这是民国报人何海鸿对诛卯的见解，相信不少人也是如此想法。的确，这是一个张扬人治、否定法治的典型案例。用现在的话说，孔子不是以法律思维来考虑问题；作为政治家，他从政治、社会秩序的大局来考虑问题，孔子的这种思维奠定了中国几千年的治政理念。不可否认，人治有人治的优越，能及时、灵活处理社会关系；“徒法不足以自行”，法治也离不开人，离不开人治。但任何治政最基本的是法，否定法治必然带来“随意”与“专制”。

把上述记载作为案例来分析，孔子所列五恶中，除了第二恶隐隐约约、模模糊糊地涉及行为，其余说的均是思想言论。看来少正卯确实没有什么具体明显的犯罪行为，但是孔子知微见著、以小知大，警觉到其思想、言论对礼乐秩序的威胁，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孔子作为政治家的敏锐。《法经》说：“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律始于《盗》、《贼》”，但孔子更其深刻地指出“人有恶者五而盗窃不与焉”，认识到反对礼制的思想、言论对统治阶级的破坏作用之巨，与盗、贼不能相提并论。因此，孔子断然对思想或言论定罪处刑，并且毫不避讳地说：“此七子者，皆异世同心，不可不诛也”——公开表明诛的就是“异世同心”的“心”——即思想，此案可以说是给思想和言论定罪的典型案例，一定意义上讲，开启了后世赦事诛意、原心定罪的刑罚思想，也是后来“偶语弃市”、“谤讪弃市”、“文字狱”等历代统治者不择手段控制人民思想的发端。

《论衡·讲瑞》中记载：“少正卯在鲁与孔子并。孔子之门，三盈三虚，唯颜渊不去。……门人去孔子，归少正卯……”说的是少正卯与孔子同时讲学，孔子的生源被少正卯抢走，因此，有人说孔子诛卯是因为私怨，这实在是小瞧圣人了。

社会发展到现在，思想自由（包括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作为人权的基本组成部分，成为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及各国宪法、法律保障的公民权利，但这种权利无疑是有边界的，任何威胁现政权、危害现存政治制度和社会秩序的思想言论无不受到各国刑罚的严厉制裁。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第十一条声明：“自由传达思想和意见是人类最宝贵的权利之一；因此，各个公民都有言论、著述和出版的自由，但在法律所规定的情况下，应对滥用此项自由负担责任。”我国宪法同样规定了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同时我国刑法规定了以语言作为行为方式的煽动类型犯罪、侵犯名誉信誉类型犯罪和传播类型犯罪等。

给言论治罪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在网络发达的今天，言论的传播和影响超过任何时代，言论更应成为法律关注的对象。一方面要最大限度地保护每个人的言论自由权，另一方面，应设置一些权利行使的边界，从而避免不当行使权利对他人、对社会造成侵害。但关键的问题是要坚持罪刑法定、依法定罪，绝不能以言代法、任意构罪。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孔子之诛少正卯，有也无也，众说纷纭，历来是史家疑案。其实此案之有无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一案例客观上对于中国历代统治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其事属疑，其流毒却属实。可以说，孔子诛卯这一案例，倡导了中国几千年的人治超越法治、权力超越法律的治政观念，发源了后世言禁、书禁传统和赦事诛意、原心定罪的刑罚思想，开启了历代统治者贴标签、扣帽子构人入罪的打击手法，其流毒之深，中古案例无出其右者。